抗戰勝利了，舉國歡騰，我也該回去了！但是，不要說飛機，就是沿長江而下的輪船，也是票價貴得嚇人，還要有人事關係才行。這不是我們所能的，安心的等著吧！三十五年（四十一歲）清明前後，才發現了一條可以回來的路，那就是經西北公路到寶雞，再沿隴海路東下。雖然迂迴了一點，但到底是可以通行的，而且還可以瞻仰隋唐盛世的佛教中心。我與演培、妙欽，他們連皮箱都賣了（我是想賣也是沒有可賣的），湊足了旅費，才離開了值得懷念的漢院。從重慶出發，那時的光宗與了參，在重慶相別，他們正準備去錫蘭深造。

到了西安（古稱「長安」），受康寄遙居士的招待。在佛學社、寄園住了幾天，移住城南的大興善寺。這裡，有籌辦巴利三藏院的計劃；一位漢院同學ｘ悟，在這裡主持一個初級佛學院。我們借了一輛牛車，費了一天工夫，才到羅什塔去瞻禮。那時的羅什塔，等於一所鄉村小廟，想起逍遙園時代的盛況，都不盡有無常之感。我們去瞻仰興教寺，大慈恩寺等古剎。名剎多少還留點遺跡，所以西安一帶，寺多僧少，地大寺小，隋唐佛教的光輝，在這裡已完全消失了！

經洛陽、鄭州，到達開封。鐵塔寺與開封佛學社，都是淨嚴法師主持的。淨巖是武院的老學長，從慈舟老法師出家；那時，續明也在這裡。我經過一個多月的辛苦，病倒了，只能留下來養病，讓演培與妙欽先回去。我住在佛學社，又上了現代佛教的一課。一位憲兵司令（大概是駐鄭州的），有事到開封來，到佛學社來看淨嚴法師。淨嚴法師而外，戴湄川居士（前國會議員）也在座。這位司令談起了佛法：他曾以「色不異空，空不異色；色即是空，空即是色」，考問過好幾位法師。在重慶也問過法尊法師，也還是差一點。戴湄川說：「司令對佛法真是深有研究了」！他說：「抗戰，剿匪，為國家服務，還不能專心研究；曾看過一部有注解的『心經』」。他走了，戴湄川說：「好小子！我真想刮他兩個耳光。憑他看過一部『心經』注解，就狂妄到那個樣子」！這件事，對我的印象極深。出家人對佛法不大留心，而對軍政名流，護法居士，卻一味奉承逢迎，按時送禮請齋。說到佛法，自己不會說（也有謙恭而不願意說），卻來幾句：「大居士深通佛法」，「見理精深」，「真是見道之言」。被奉承的，也就飄飄然連自己的本來面目都忘了。憑固有的文字根柢，儒道思想，讀幾部經，看幾則公案，談禪、說教，就是大通家了！輕視出家人的風氣，那位司令只是最特出的一位！為什麼會這樣？就是自己無知，卻奉承逢迎，攀緣權勢。所以，如果說有「四寶」，那只因僧不成寶，怪不得別人。我從不要求大居士的尊敬，（對佛法的理解）也從不會恭維他們，免他們陷於輕僧、毀憎，連學佛的基礎──歸依三寶功德都不能具足。

我準備要東下了。七月十五日，佛學社有法會。下午，忽然時局緊張起來，開封城外也聽到了槍聲。據說：蘭封的鐵路，被八路軍扒了。沿隴海路東下的希望沒有了，一切唯有讓因緣來決定。隔一天，淨嚴法師與我到了鄭州；我再從鄭州南下到武昌。在鄭州著了涼，在武院咳嗽了一個多月，暫時留了下來。武院的房屋，在葦舫的努力下，正在補修恢復。

三十六年（四十二歲）正月，我回到了上海，在玉佛寺禮見了虛大師。大師那時有說不完的不如意事，心情沈重。那時的杭州靈峰，辦理武林佛學院，演培與妙欽，都在那裡任教，所以我先到杭州去看看。大師說：「回來時，折幾枝梅花來吧」！靈峰是杭州探梅的勝地。我去了幾天，就得到虛大師病重，繼而逝世的消息。我折了幾枝靈峰的梅花，與大家一起到上海，奉梅花為最後的供養。我在開封，在武昌，一再滯留，而終於還能見到大師，也算有緣了！大師的弟子都來了，我被推主編『太虛大師全書』。這是我所能做的，也就答應了。與續明、楊星森，在三月裡到了雪竇，受到寺主大醒法師的照顧；全書到第二年四月才編集完成。

三十六年與三十七年，我都回過普陀山，那只是為了禮見先師。普陀山一切都變了，閱藏樓也變了，其實京、滬、杭一帶的佛教都變了，變得面目全非。一切都變了，有一切無從說起的感覺。三十七年（四十三歲），從普陀回杭州，要進行西湖佛教圖書館的籌備工作。經過寧波，到延慶寺，恰好見到了錫蘭回來的法舫法師，他是去雪竇禮敬虛大師舍利而下來的。大醒法師感慨的說：「雪竇寺存有多少錢，多少穀，請法舫法師繼任住持，來復興虛大師主持過的道場。我說了兩天一夜，現在連聽也不要聽了」！我說：「我來說說看」。我說明了雪竇寺的實況：雪竇寺的好處──蔣主席的故鄉，常住經濟也可維持二十多人；雪竇寺大醒法師也有些困難，最好法舫法師能發心接任。我說了好處，又說了壞處（大醒法師專說好處），法舫法師就接受了，忙著準備晉山。雖然時局變化，等於沒有這回事，我內心還是很歡喜的。亦幻法師說：「法舫住持雪竇，將來辦學，印順一定會來幫助的」。這種適合一般人的想法，對我是不一定適合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