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國二十年春，我到閩南佛學院求學。院長虛大師常在外弘法，院務由代院長大醒法師主持，同學們稱之為大法師。由於我夏季多病，大法師推介我去鼓山，任湧泉佛學院教師；年底回閩院，大法師又要我為同學們講課。我得到較多的修息時間，不健康的身體也就拖延下來。大法師對我的恩德，是難以忘卻的。

大法師的名字──大醒，是虛大師給予的。虛大師的出家弟子，如大慈，大勇，大嚴，大剛等，都以「大」為名。沒有從虛大師出家，而虛大師賜名大醒，這是眾多學生中的唯一人，也可見虛大師對大法師的厚望了！大法師於十三年秋入武院。十四年春，「武院同學會」編發『新僧』，大法師就從事虛大師佛教革新運動的宣揚。虛大師主持的閩院，十六年冬，發生了革命性的學潮，南普陀寺的寺務與院務，都陷於停頓。十七年春，大法師奉命去廈門，整理寺務與院務，編發『現代僧伽』。當時由於政局的變化，中國佛教會都無法成立，佛教到了危急存亡關頭，所以對墨守成規的老法師、老居士，不免有評責的言辭；也就被看作「新僧」，受到傳統佛教的嫌惡。說到新，我想從事實說起：鼓山辦湧泉佛學院，請大法師為副院長，教師由大法師推介。鼓山虛雲老和尚是禪宗耆老，怎麼會請大法師呢？十六年冬，虛老經過廈門，來南普陀寺。那時正在鬧學潮，學院停課，學僧的服裝、行動，太不成樣！十九年，虛老又來廈門南普陀寺，大法師率領全體學僧，搭衣持具，向虛老頂禮接駕；並請虛老在講堂中，為學僧開示。兩次的截然不同，使虛老對大法師的辦學精神，留下深切的好感。這所以鼓山辦學，要請大法師負責人事的安排了。十月間，大法師又去鼓山視察學院，見我在房裡抄錄，他問我，我說：「論」中有重要教義，古代論師的獨到思想，我摘錄下來，作為研究資料。他竟然說：「好！這就是新，教理應有新的研究，不能老是背誦古德著疏，講經了事」。還有，三十六年在雪竇編纂大師全書，續明他們要我講佛法，我就講『心經』與『中觀今論』。大法師總是穿了海青，嚴肅的坐著聽。他表示了對佛法的敬重，為後生作表率。所以大法師的新，在虛大師門下，不是悲觀──樂觀與張宗載、甯達蘊等「新佛教青年會」那樣的新，也不是亦幻、芝峰、枯木等思想左傾的新，而是近於閉關以後，虛大師熱心復興中國傳統佛教的新。大法師的風格，熱心於為佛教復興而服務，長於處理事務，難怪虛大師要特給以「大醒」名字了！二十三年底，虛大師辭去閩院院長，大法師也就離去。二十五年，住持淮陰覺津寺，創辦覺津佛學院，發行『覺津月刊』；並主持七縣僧眾救護訓練。大法師與日僧關係良好，並承邀請訪問日本，到抗戰期間，自稱「隨緣」，隨緣自修，從不與日人合作。抗戰勝利，大法師出任中國佛教會整理委員會秘書長。三十五年秋，虛大師要大法師繼任雪竇寺住持。好在這樣，『大師全書』才能在時局動亂中完成。在風雨險惡的時候，雪竇寺的太虛大師舍利塔，終於在三十八年一月六日完成。二月，大法師來台灣，鼓吹虛大師復興中國佛教運動的『海潮音』月刊，也移來台灣發行。時局極艱困，大法師在四十年秋，就新竹靈隱寺成立「佛教講習會」，還是為僧教育著想。大法師繼承虛大師遺志，可說是能報虛大師恩德的一人！

民國七十四年，我讀到二則文記，使我對大法師的懷念，有說不出的感受。幻生在『一個別具意義的祝壽集會』──這是美國方面的少數人士為我祝八十壽辰的集會說：「大醒法師曾說：『圓漒法師一生的著作，比不上印順法師一篇文章的價值』……經過三十多年，……深覺醒公此言不虛。……完全因襲古人的舊說，怎能與印公導師的文章相比」（『內明』159期）。文字的價值，隨因觀點不同而可能不同，但大法師這幾句話，為了引起僧青年的注意，說的未免太重了！那一年，台灣方面，也徵求各方，發起編集『印順導師的思想與學問』。李恆鉞的『我從導師所學到的中觀』末後說：「第一，當然是謝導師。第二，是謝已滅度的大醒法師。在我沒聽說導師（的名字）以前，他對我說：你跟印順導師學。他是太虛大師座下我的同門師兄。說句實話，我給他的弟子作學生，都不夠資格」，這句話的份量太重了（『印順導師的思想與學問』151頁）！大法師是我的師長，他卻說是同門師兄；還說作我學生的學生都不夠格。我那時還在香港，這樣的推重我，無非希望我來台灣的話，他們會尊敬我，跟我學習。我來了台灣，到新竹找地建福嚴精舍，還住在一同寺。李恆鉞，許巍文等少數居士來見我，要求我講中觀，我也就隨緣講說，每星期一次。我當時深感這幾位求法心切，原來是受大法師稱譽所引起的。我曾說：「學問是好事，每病在一慢字」。有些佛學知識，講演弘法而被稱為法師的，每會引發慢心。在「慢」的影響下，高高在上，即使從他修學或聽他講課，也不再提起了。大法師那樣，故意貶低自己，希望在家弟子能從他的學生學，在這末法時代，能有幾人呀！我稱大法師為「大悲菩薩之流也」，菩薩道就是以大悲為主力的。悲懷人間而念念在復興佛教，大法師是傑出的一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