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寫作與講記，幾乎都是自己出版的。自己既沒有資金，又沒有組織，沒有人力物力，出版實在是不容易的。然而我的寫作與講記，竟一部一部的印出流通，這可說是殊勝因緣所成就的。我應該次第的寫出來，以表示對護持者的謝意！

民國二十八年（三十四歲）：我在四川漢藏教理院。秋天，虛大師從昆明寄來林語堂的『吾國與吾民』，這部書有不利佛教──歪曲、醜化的部分，要我給以評正。我寫了一篇『吾國吾民與佛教』。漢院的同學們，熱心把他印成小冊，分贈各界。這可說是我出版的第一本書，但只是小冊，我也沒有保存。

三十二年（三十八歲）：十六萬字的『印度之佛教』出版，這是代表我思想的第一部。蒙學友們的熱心贊助，以「正聞學社」名義，在重慶印行。那時，我在合江法王學院，不能親身去處理。蒙達居（仁慈）願負起出版的任務，周貫仁助理校對。但在這部書的排校過程中，曾發生意想不到的問題。原來承印者，是沒有印刷廠的，交給別人排印。大包又小包，在物價逐漸上漲中，真正的承印者，沒有利潤可得，排不到三分之一，就擱了下來。預定出書期到了，竟渺茫得毫無消息。不知怎樣的，原稿落在某君（姓名已忘）手中。某君是屬於軍部的印刷所主管，曾經出家而後來參加革命的。他見了這部書，竟自動發心，願意幫助完成這部書的出版。排印紙張費用，照原價計算。素不相識的某君這番好意，使我忘不了，更忘不了這一不思議因緣。

三十三年（三十九歲）：我回到漢院。冬天，『唯識學探源』出版。

三十五年（四十一歲）：秋天，我從開封回到武院，就設法在漢口出版『攝大乘論講記』（二十七萬字）。由漢口佛教正信會呂九成居士介紹，交某印刷廠排印，校對由我自己負責。但我住在武昌，所以約定：每天十六頁，初校到三校，彼此都以掛號郵寄，郵費由我負責。但是廠方寄了三次初校，就不再寄了，只好過江到印刷廠探問。原來印刷廠是小型的，沒有這麼多鉛字，不能繼續排下去。不得已，只好約定：我每日午後過江，先初校，改正後再校、三校，十六頁當天完成（印刷）。這樣的辛苦了四十天左右，才告完成。費了大約四十天的整個下午，每天往返---坐二次渡輪，四次人力車，還要從初校到三校。這是唯一自己校對的書；經過這部書的出版，才知道從校對到出書，問題多多，是並不容易的。

三十六年（四十二歲）：『中國佛教史略』出版（今編入『妙雲集』下編九『佛教史地考論』）。這是我與妙欽合編的，由上海大法輪書局印行流通。

三十七年（四十三歲）：三月間，『金剛般若波羅蜜經講記』，由大法輪書局出版。

三十八年（四十四歲）：夏天，我到了香港。妙欽從馬尼拉匯來印刷費，所以『佛法概論』十月中在香港出版。

以上這幾部，出版時都徵求預約。以後感覺到：預約的大抵是人情，所以此後不再預約，賣得書來再印書了！

三十九年（四十五歲）：這一年，在香港出版了『般若波羅蜜多心經講記』（今編入『妙雲集』上一『般若經講記』），『中觀今論』，『評熊十力的新唯識論』（今編入『妙雲集』下七『無諍之辯』），『青年佛教與佛教青年』（今分三部分：『青年佛教運動小史』，『青年佛教參訪記』，編入『妙雲集』下五『青年的佛教』；『雜華雜記』編入『妙雲集』下十『華雨香雲』），『性空學探源』，『大乘是佛說論』（今編入『妙雲集』下三『以佛法研究佛法』），『太虛大師年譜───七部。其中『中觀今論』，是香港香海蓮社發心印行的；『太虛大師年譜』，是太虛大師全書出版委員會出版的。

四十年（四十六歲）：出版了『佛滅紀年抉擇談』（今編入『妙雲集』下九『佛教史地考論』)，『淨土新論』（今編入『妙雲集』下四『淨土與禪』），『大乘起信論講記』。這三年在港出版的書，凡是自己出版的，都由演培、續明負責，與印刷廠接洽及校對等一切事宜。

四十一年（四十七歲）：出版了『中觀論頌講記』，『勝鬢經講記』，由續明（也有學友相助）負責校對等事。『佛法概論』也在那時再版，有我當時的（如上）相片。還有『金剛般若波羅蜜經講記』（今編入『妙雲集』上一『般若經講記』），在香港重版的時間不詳，可能是我秋季離港後，續明繼續出版的。

這是我來台灣以前的出版情形：重慶三部，武昌一部，上海二部，香港十五部。寫作而自己出版，要有經費，而我是沒有錢的，那怎能出版呢？一、籌印『印度之佛教』，在抗戰艱苦時期，實在不容易！虧得演培學友的大力贊助，才能出版。二、性覺（俗名郭朋）、續明去西康修學，遇到一位虔信佛法叫商人史建侯，二人稱譽我，並說到我的『攝大乘論講記』，因而引起史居士的發心，樂助這部書的出版費（法幣拾捌萬元），我才能在漢口出版了這本書。三、三十八年春去菲律賓岷尼拉的妙欽，不久就寄了一筆印行『佛法概論』的費用來港，書也就在十月出版。四、法舫法師是武院的老學長，我二次到武院研究，他都是武院的主持者，所以也是我的老師。他在香港時，為居士們讚歎我的『中觀今論』，所以香海蓮社會發心出版這部『中觀今論』。五、檳城的明德法師，自願籌款印行『中觀論頌講記』。寄來的印費有餘，再印了『勝鬘經講記』。我與這位遠地的法師，沒有任何關係，也不曾通過信，不知他聽了誰的稱譽『中觀論頌講記』而自動發心贊助，因緣實在希有！從上面所說看來，共同研究的學友，師長，遠地的法師，居士，都為我的著作出版而發心，純為佛法的弘揚著想，出錢出力，沒有絲毫的功利觀念。這是使我感動，使我永續的為佛法而奉獻身心。只是不能推動佛教，使佛法有良好的進步，不免心生慚愧！

來台灣以前的寫作與講記──長篇的，可說都已出版了。出版書，總是希望有人閱讀的，所以每部書出版後，除了部分贈與有緣人外，在四川時，由漢院流通處代為流通。抗戰期間，紙張太差，印刷也不理想，所以離四川時，只帶了『印度之佛教』二十冊回來，偶爾贈送，也就沒有了。留在漢院的，再也沒有想起。香港出版的，除『中觀今論』，『太虛大師年譜』，由出版者流通外；其他的書，香港由東蓮覺苑代為流通。台灣方面，每本書出版，總是寄一部分到善導寺流通處，那還是李子老主持的道場。在這時局動盪不安的時刻，流通量當然不大。四十二年，我決定定居台灣。五月返香港，東蓮覺苑存書，承全部折價付給我，以後也就不再煩累流通了。台灣善導寺流通處，也將過去出售的結算給我，繼續代為流通。這筆書款，除保留部分作為出版費外，一部分作為修建福嚴精舍的費用。十年來不斷出書的時代過去，在台灣將是另一形態的開始。

四十二年（四十八歲）：冬天，我主持善導寺的彌陀佛七，每日開示，記為『念佛淺說』（今編入『妙雲集』下四『淨土與禪』），由善導寺護法會印行結緣。

四十三年（四十九歲）：『佛法概論』修正後，重版流通。

四十四年（五十歲）：『藥師經講記』出版。

四十五年（五十一歲）：選些論文及講錄，編為『人間佛教』，『學佛三要』，『以佛法研究佛法』，『頑石點頭』──四冊。自己深感近年來的多障多病，所以編印四冊，是以結緣為主的。前三冊，除『人間佛教』改為『佛在人間』，都已編入『妙雲集』下編，但內容已有所增加。『妙雲集』中沒有保存『頑石點頭』名目，內容分散編入下編各部。

四十九年（五十五歲）：秋天，『成佛之道』出版，在我的寫作中，這是流通量較大的一部。以上這幾部的出版，負責出版校對者，我已忘記了，大抵與當時『海潮音』的編校者有關，也有住在善導寺的人幫助。我的書，起初在善導寺校對流通。台北慧日講堂在五十年落成後，就將書運到慧日講堂，由住眾法師一人負責流通。

五十二年（五十八歲）：『修身之道』出版（今編入『妙雲集』下六『我之宗教觀』）。

五十三年（五十九歲）：九月，『寶積經講記』出版。『上帝愛世人』與『「上帝愛世人」的再討論』，香港與曼谷的佛弟子，把他印成小冊結緣。

五十三年，我來台灣已十二年了。建寺院，出國，弘法，儘做些自己不擅長的事，比之早年的專心佛法，真是得不償失。這樣，（國曆）五月二十三日，就在嘉義妙雲蘭若掩室自修。雖掩關只有一年，但又將進入法義深觀的另一境界。

五十七年（六十三歲）：六月，『說一切有部為主的論書與論師之研究』（四十五萬字）出版。常覺學友負責校對；樂助出版費的，是報恩小築的黃陳宏德。這一年，又出版了『談人世與佛學』（今編入『妙雲集』下七『無諍之辯』）。

五十八年（六十四歲）：冬，開始編集『妙雲集』，到六十二年秋末，經四年而全部出版。這是將我過去的寫作與講錄，除大部的『印度之佛教』等專著外，總合的編成字體、形式等統一的大部。全集分為三編：上編是經與論的講記，七冊；中編是十萬字以上的而獨立成書的，如『中觀今論』，『成佛之道』等，六冊；下編是各種文字的類集，十一冊──全集二十四冊。上編與中編，是容易編定的，先以上編的『勝鬘經講記』付印；下編，到六十年夏天，才分類編定。

六十年（六十六歲）：三月，『原始佛教聖典之集成』（五十六萬字）出版。六月，『中國禪宗史』（二十八萬字）出版。

『妙雲集』的出版，有不少難得的因緣。一、五十八年初，我去了新加坡、馬來西亞一趟，承各位長老的惠與，善信的供養，可說收穫豐盈，這才決定這部書的出版。在出版過程中，香港三輪學社的邵黃志儒，特地送了港幣參萬元，使印費不致困窘，這是意想不到的勝緣。二、據說台中的價目要便宜些，所以決定在台中出版。為了校對的便利，在台中市南區，購了一處小型的靜室，這就是我後來在台中養病的地方。三、最重要的，還是與印刷廠接洽及校對的人員。慧潤是依我出家的弟子，身體的健康很差。他從學院畢業回來，就讓他去處理校對，出版的事務，多少活動，可能身體會好些的。起初是慧潤一個人；五十九年，他的同學性瀅來了；六十一年，又有依道來。大家都是同學，共住一處，負起了這部書的出版任務。至於我自己，除了書的先後編列，確定字體，負責印刷費用外，一切由他們去處理，我是不大顧問的。

我出版的書，起初並不暢銷，直到『妙雲集』出版，才有較多的人知道，因『妙雲集』而進入佛法；社會經濟又日漸豐裕，『妙雲集』的流通量，也漸漸的提高了。在『妙雲集』出版過程中，還同時出版了兩部書：一、『原始佛教聖典之集成』，由性瀅、慧潤校對，也請慧琦、慧瑛助校。二、『中國禪宗史』，也由性瀅等校對。

六十年（六十六歲）秋末大病，不死不活的過了兩三年，才慢慢恢復。雖然我的業緣末了，以後還有寫作，但進度不免遲緩了。以後出版的，有：

六十四年（七十歲）：十月，『大樹緊那羅王所問經偈頌講記』，由菩提樹雜誌社出版（今編入『華雨集』一冊）。同時，『古代中國民族神話與文化之研究』（三十四萬字）出版。這是有關中國文化的，華岡出版社出版，出版費用自備。書中有不少的甲骨文等古老文字，要另行刻印，所以出版費用偏高，收入而不敷支出的，只有這一部。七十九年元月，以正聞出版社名義再版流通。

六十五年（七十一歲）：『往生淨土論講記』出版（今編入『華雨集』一冊）。

七十年（七十六歲）：五月，『初期大乘佛教之起源與開展』出版。這是費了五年的時間，一千三百餘頁的鉅著；再加索引，不下九十萬字。校對方面，性瀅、依道、慧潤外，又有心如同學來參加校對，並檢查引文的出處，文句的是否正確。索引方面，得到洪啟嵩、溫金柯、黃俊威、黃啟霖居士的發心。這一年的十二月，『如來藏之研究』出版。校對與索引，由依道等四位負責。

以上各書，除『中國古代民族神話與文化之研究』外，都是在台中出版的。在書籍的出版，流通方面，有一重大改變。從民國五十年，台北慧日講堂成立以來，我所有出版的書籍，主要是依慧日講堂流通的。當時流通量不大，所以請一位講堂的住眾發心處理，如宏印、顯如等幾位，都曾負過這一任務。不過時間長達二十年，發心負過責的，我也不能完全想起來了。書的出版，起初是用沒有實際組織的「正聞學社」名義；後來也有用我自己的名字；到『妙雲集』出版，印海學友也在慧日講堂建立正聞圖書館，我也就以正聞出版社名義出版。到七十年，才在台北正式成立正聞出版社，與印刷廠聯絡及日常事務，主要是由住在北部的性瀅；以後有書出版，也就在台北了。校對方面，雖然性瀅以外，慧潤等漸漸移住到高雄、屏東，但校對主要還是依賴他們。對於這，我有些感想：自己福德薄，又沒有攝受人的善巧，所以寫作的出版，能得到學友們的代為處理，總有喜出望外的感覺。在香港出書，是得到演培與續明的助力；在台灣出版『妙雲集』以來，都依賴性瀅，依道，心如，慧潤──四位。我對人平淡，對他們是與住眾一樣的。我信任他們，後來我幾乎只是把書稿交給他們，我就不問了。演培等來漢院共住而相識，性瀅等只由於慧潤的同學關係。佛學作品的出版，是為了宣揚佛法，大家都是為此而努力。我為此而寫作；代為記錄的也如此；與廠方接洽，校對出版的，代為流通的，也都是如此。在三寶的護持下，都自動的願為佛法而努力。有人以為：我對佛法各部分，早已明白確定了，只是一部接一部的寫出而已，其實不是這樣的。我雖對佛法有一發展的全程概念，如要寫某一部分，還是在研求，補充或修正的情況下進行，所以寫作一部，對這部分問題，有更為明確深入的理解（所以我曾說：閱覽不如講解，講解不如寫作）。我相信，記錄的，負責校對的，在與佛法不斷的接觸中，對佛法也會有所進步的。所以寫作與出版，我與協助我的，都是在佛法中奉獻，在佛法中求進修而已！

以後在台北出版的，有：

七十一年（七十七歲）：五月，『辨法法性論講記』出版（今編入『華雨集』一冊）。

七十二年（七十八歲）：九月，『雜阿含經論會編』（三冊）出版。這是『雜阿含經』與『瑜伽師地論』『攝事分』（解說抉擇契經部分）的會編，不能說是我的作品，但所費的心力、時間不少。「經」方面，次第倒亂的，缺佚而以餘經編入湊數的，都從研究中改正過來。「論」方面，有有論而沒有經的，經研考而知是出於『中阿含經』，也有屬於『長阿含經』的；也就因此論定為本來是附編於『雜阿含經』，後來才編入『中』、『長阿含經』的。另外又寫了一篇『雜阿含經部類之整編』（約四萬伍千字），附編在卷首。

七十四年（八十歲）：三月，『遊心法海六十年』出版（今編入『華雨集』五冊）。七月，『空之探究』（十八萬字）出版。

七十七年（八十三歲）：四月，『印度佛教思想史』（二十九萬字）出版。

這可說是我對印度佛教思想發展研究的結論。

七十八年（八十四歲）：二月，『修定──修心與唯心‧祕密乘』出版（今編入『華雨集』三冊）。八月，『契理契機之人間佛教』出版（今編入『華雨集』四冊）。

八十一年（八十七歲）：八月，『大智度論之作者及其翻譯』，由東宗出版社出版。

八十二年（八十八歲）：一月，『大智度論之作者及其翻譯』日譯本，由正觀出版社出版。

四月，『華雨集』全部五冊出版。有些是六十年大病以前的作品；有些是『妙雲集』出版以後的寫作，短篇或長篇，有的還沒有發表的。這部書編好後，將原稿交給正聞出版社，確已好久了，但序文說：「民國七十八年一月，序於南投寄廬」（即今永光別苑），時間未免過早。「一月」可能是十一月，脫落一「十」字的校訛，因為這篇序，不可能較『修定──修心與唯心‧祕密乘』，『契理契機之人間佛教』寫出更早的。

一生的寫作、記錄而已出版的，就是這些。願以這些書的出版，報答三寶法乳的深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