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台灣，為了不忍出家僧尼的失學，曾有過兩次的「半天課」，但都因此而引起一些意想不到的困擾。不能怪別人，應該是由於我的不善處事吧！
四十四年（五十歲）：智性長老在寶覺寺傳戒，演培代表我去參加戒會。下年春，兩位年青的新戒比丘──能學與傳諦，來住福嚴精舍。精舍那時是典型的學團，我雖略有講說，而主要是自己閱讀研究。這兩位新戒，沒有佛學的基礎知識，怎能自修呢！我與精舍同人商議，請法師們發心，於四十五年下學期起，為他們二人每日講半天──兩節課。這樣，「半天課」就開始了。消息傳出，新竹年青的尼（或準備出家的）眾，有六、七人來旁聽，威儀與程度也還不錯。演培與一同寺玄深談起，尼眾無緣進修佛法，太可惜了！這樣的激發、鼓勵，「新竹女眾佛學院」，就於四十六年秋，在一同寺成立了。我與演培負正副院長名義；學院的教師，由精舍法師們負責；住處及經濟生活，由一同寺負責。（後來感覺到：學生要有女眾來領導，才邀香港的黃本真來台，負監學的責任）。學院成立，我要離開善導寺的因緣也成熟了。我向善導寺護法會辭職，不能說內心的真情，而說「因新竹福嚴精舍及女眾佛學院，需經常指導修學，以致教（育）務（善導）寺務，兩難兼顧」。就這樣，引起「相當程度的困擾」。台北的信徒們，當然希望我長在台北，這才能多多聽聞佛法。而玄深的作風，有幾位女信徒，並不贊同他，所以我離台北而回新竹的辭職理由，有人竟說我「一心一意為尼姑」了！這真是天大的笑話！但因此引起少數信徒與玄深間的磨擦，使我為難！
四十六年冬，學院中有一位孫姓的學生要出家，玄深勸我為他剃度，我以沒有女眾的道場來推辭。他說：「將來住在一同寺好了」。我就這樣的為他落髮，取名慧瑜。我在大陸出家來二十多年，都住在男眾的道場。到了台灣，為了覓地建築，才往來女眾的一同寺，對台灣佛教廣大的女眾（出家的與齋姑），沒有什麼了解。第二學期，為了服飾與威儀，學生以出家尼眾為限；這樣，學生有五、六人出家了，我也收了慧理出家。後來，本真也剃度了，名慧瑩。其實，我沒有盡到對弟子的義務。我住在福嚴精舍，四十七年（五十三歲）起，每年去菲律賓三、四月。從我出家的弟子，與一般學生是沒有什麼差別的。
四十九年（五十五歲）：夏季，新竹女眾院已三年要畢業了。那時，我有一意見：尼眾教育，最好由尼眾來主持，可以更為理想。如辦一高級班，培養幾位能領導、教學的尼眾，而比丘在必要時從旁協助，那不是可以實現這一理想嗎？玄深也相當同意，只是一同寺要進行建築，無法兼顧，所以熱心的介紹到台北的平光寺，這是他師兄的道場。四十九年底，台北的慧日講堂也落成了，精舍的法師，有幾位去台北，所以玄深的建議，倒不失為可行的辦法。這樣，慧瑜等就去平光寺住；慧瑞、慧鈺也剃度而住到平光寺去。在高級班的籌備進行中，覺得住持沒有受過尼眾教育，可能在見解上不易融洽，所以我不再主動推進而停止下來。
高級班不辦了，那慧瑜他們也不宜這樣長住下去了。當四十五年我的肺病沈重時，台北（主要是台灣）的少數信徒，買下臨沂街的一所靜室，供養我作休養的場所。現在長住慧日講堂，身體也好多了，所以將臨沂街的靜室出售，轉購離慧日講堂不遠，建國北路的一樓一底：慧瑜他們也就移到這裏來住。早晚課誦，經濟生活，都自立而與講堂無關。那時的慧日講堂，是名符其實的講堂。一年的四季（晚上）講經，短也在半月以上。一年三次法會，星期日共修，都有開示。住在建國北路的慧瑜他們，當然會按時來講堂參加。他們白天，都住在建國北路。我忽然想起：他們的程度，還不能自己閱讀進修，整天無事，可能煩惱會多些。不如在講堂裏，上午開兩節課，讓他們能多多充實佛法。這樣，第二次的「半天課」又開始了。佛法，由講堂的法師主講，並請一位葉老師教授國文。開班以後，除慧瑜他們外，還有二、三位信女來旁聽，這應該是一件有意義的事吧！
我依佛法的立場，創建福嚴精舍與慧日講堂，不是看作自己私有的。我有「內修外弘，兩不著實」的感覺，決定三年後退位，另選講堂住持。精舍與講堂，我當然可以長住的，但建國北路，決不是慧瑜他們久住的地方，所以我有為他們建一清淨的小型精舍的構想。而且，我是出家於普陀山的福泉庵，為時局所限，不能回去探望，下如稱之為福泉庵，以紀念師恩。這一決定，託曾慧泰居士等代為擇地，終於在銀河洞附近，費了十萬餘元，購得一處附有農田的山地，非常清淨，這應該是很理想的。
地買定了，有慧觀樂助伍千元。我提到建築福泉庵，大陸來台的女信眾，都沒有表示；新竹精舍的法師，也有不同意的。我警覺而加以探究，大概年輕的女尼，不懂得處世應對，不能得到信徒的好感。特別是「半天課」以來，不論白天、晚上（講經時間），信眾來講堂，建國北路的幾位女尼早已來了。講堂的比丘法師不多，信徒們可能有男女眾雜處的感覺。為了這，五十二年（五十八歲）二月初，召集了一次七、八人的集會，也有新竹法師來參加。在會談中，竟引出一件意外的信息。四十八年秋天，為了慧日講堂的建築，我與演培在平光寺，聚集了十多位信眾來商議。末了，演培起來說：「慧泰與慧教，年高而不能太辛苦了。籌款的事，台灣信徒，希望李珠玉；大陸來的信徒，希望周王慧芬，多多發心聯絡推動」！這原是我體諒年高者的意思，但引起了誤會。慧泰提出了這番舊話說：「自己年高而沒有用了」！我問：「那為什麼這樣熱心的為我找覓建地呢」（不買地豈非就沒有事）？他說：「師父交待我，我當然要去做呀」。我理會到多方面的問題，所以說：「我尊重大家的意見，福泉庵不再建築了。建國北路方面，過了二月十九的觀音法會，決定解散」。事情就這樣決定了。慧瑜他們知道了，當然心情苦惱，到那裏去呢？大家集體同行，（楊白衣介紹）借住台南的菩提寺；約四個月後，又移住赤崁的淨華寺，以後才漸漸分住了。我聽了玄深的話，開始收女眾為徒，自己不能多教導，讓他們自立。回想起來，總有一番懊悔，也有一番歉意！
建國北路（房屋後來賣去，在嘉義建妙雲蘭若）的人事解決了，但銀河洞那邊的這塊地，怎麼處理呢！我想：買地的錢，是我拿出來的，但這到底是以前信眾供養的，我還是結個善緣吧！誰要在那邊建佛院，我就無條件的給他。首先，樂觀長老要建一道場，我帶地去看地，並把所有權狀交給他。只要他決定在那邊興建，我就辦贈與手續。但後來，樂老覺得路小而又上高坡，運費倍增，自己無力興建，將所有權狀還我了。五十四（或五）年，慧琳去海會寺安居，認識了明徹，兩人情投意合，想建一精舍，好好修行。慧琳與明徹來見我，希望我贈給他們。我同意了，他們就在那邊山坡上，建立妙慧精舍。二人的風格很特殊，在漫長的二十年中，不收徒弟，也沒有什麼信徒。到了晚年，兩人忽而意見紛歧，糾纏不清。唉！如沒有佛法的正見、正信，也許會說：這塊地是使人一直困擾的地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