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四十二年與四十三年之間，我定居在臺灣，受到了一次狂風駭浪般的襲擊，有生以來不曾經歷過的襲擊。在我的平凡一生中，成為最不平凡的一年。我出家二十多年了，一向過著衰弱的、貧苦的，卻是安寧的、和諧的生活。覺得自己與人無爭，我沒有到臺灣，就受到了從臺灣來的愛護。在我的平淡生活中，感覺到一切都是好的。
三十九年（四十五歲），住在大埔墟梅修精舍。忽接香港「應寄」的一封信，說臺灣有人帶了東西來給我，要我親自去取。我感到非常意外，按信上地址，找到（靠近）半山區，見到了一位應太太，他是新近從臺灣來的。他將美金一百元交給我，並略說內容：香港有人寫信給南亭法師，說：我們在香港精勤修學，卻沒有人供養，生活艱苦。南亭法師與白聖法師談起，引起了對佛法的同情。錢是勸Ｘ夫人發心樂施的。他說：你知道了就好，寫信謝謝白聖法師就是了。我是依著他的話而這樣做了。這位應太太，我到臺灣來，始終沒有見過，他就是現在紐約，創設美東佛教會的應太太。我得了這筆意外來的布施，與演培他們商量，將自己的湊起來，又得陳靜濤居士的發心，從日本請了一部『大正藏經』（那時約二百五十美元左右），以便參考。大家心裡充滿了法喜，深感佛教同人的關護。所以我到臺灣來，怎麼也不會想到有什麼意外的。有人說：臺灣佛教本來平靜，為什麼印順一來，就是非那麼多！其實，我也正感到希奇：我沒有來臺灣，二十多年平靜無事，深受（連臺灣的在內）長老法師們的關護。為什麼一到臺灣，就成了問題人物！現在回憶起來，不是我變了，也不是長老法師們變了，主要是我出席日本世界佛教友誼會，住進善導寺。我不自覺的，不自主的造了因，也就不能不由自主的要受些折磨了。
四十二年（四十八歲）五月中旬，我從臺灣到了香港，運回了玉佛一尊，（明德法師等）檳城佛學會供養的；『大正藏經』一部，一些私人的衣物；籌建精舍的功德款，當然也帶回了。回台已是六月底了，為了精舍的建築，布置佛堂及用具的準備，也覺得忙累。九月十一日，舉行落成開光禮。十月中，在善導寺講了一部『妙慧童女經』。十一月中，善導寺舉行佛七及彌陀法會。身體衰弱的我，在這不斷的法事中，沒有心力去顧慮別的，不會去注意環境的一切。
暴風雨要來了，但不可思議的因緣也出現了！四十二年十一月十七日（彌陀誕），是一個難於理解的日子。彌陀法會終了，我極度疲乏，要演培當天回新竹去，主持明日上午新竹方面每週一次的定期講演。但演培回答說：「不，我要去汐止彌勒內院看慈老」。他的個性、說話，就是這樣直撞的。他非要那天趕上彌勒內院；慈航法師是他曾經親近的法師，不忘師長而要去瞻禮，我是不應該阻止的。那天晚上，我趕回新竹而他去了汐止。由於身體的過於疲勞，心裡多少有點不自在。
第二天下午，演培回精舍來，神情有點異樣。據他說：他一到彌勒內院，慈老一見就說：「演培！中國佛教，今天在我與你的手裡」。演培驚異得有點茫然，慈老將一篇文章向關外（那時在閉關）一丟：「你自己去看吧」！這篇文章的題目是：「假如（也許是「使」）沒有大乘」。文章是慈航法師寫的，是批評我，應該說是對我發動的無情攻擊。文章的大意，說我要打倒大乘，提倡小乘佛教，提倡日本佛教。說我想做領袖，問我到底是誰封了你的。文章還只寫成三分之一。演培就向他解釋說：「導師（指我）提倡中觀，不正是大乘嗎？怎麼說他要打倒大乘？他還寫了一部『大乘是佛說論』呢！日本佛教，導師以為在我國現有的社會基礎上，要模倣也是模倣不成的。老師不要聽別人亂說」！慈航法師與演培，有師生的關係，對演培也有好感，所以說了大半天，終於說：「好！文章你拿去，我不再寫了，等打回大陸再談」。演培還告訴我：慈老向他做了個特別表情，輕輕的說：「有人要他（指我而說）好看，等著看吧」！我聽了這些話，似信非信，但那篇沒有完成的文章，真真實實的擺在我的面前。我想，我稱歎緣起性空的中道，說唯識是不了義，慈航法師提倡唯識宗，也許因此而有所誤會。因此，我把這篇沒有完成的文章，寄給香港的優曇同學──慈航法師的徒孫，希望他能為我從中解說，我是沒有打倒唯識宗的想法的。不知道我是睡在鼓裡，根本不是這麼一回事。有眼不看，有耳不聽，不識不知的過日子，竟有我那樣的人！
我不能專顧自己了，非得敞開窗戶，眺望這世間──寶島佛教的一切，情況逐漸明白過來。原來，慈航法師寫對我攻擊的文章，已是三部曲中的第二部。長老大德們隱蔽起真情實況，而展開對我的致命一擊。打擊方式，逐漸展開，以「圍勦圓明」的姿態開始──第一部。由中國佛教會（李子寬主持的時代）派遣去日本留學的圓明，蘇北人。他是白聖法師在上海靜安寺的同事；南亭法師在上海青蓮庵（在九畝地）的學生；也是來台灣後，追隨慈航法師的得力助手。我在上海，也見過兩次面，點過兩次頭。不會與人打交道的我，當然沒有什麼話說。不過在日本開會期間，倒也幾乎天天見面。但這是大家在一起相見，不曾有什麼私人的交往。圓明在日本留學，當然會受到日本佛學的某種影響（也可說是進步），寫些介紹或翻譯，應如何改革的文章，在『覺生』（臺中出版）上發表；『海潮音』也登過一二篇譯稿。當然，他所說的，不合長老大德們的傳統理念。不知為了什麼；圓明在一次寫作中，要臺灣的法師們，向印順學習。蘇春圃寫了一篇批駁胡適的文字，請慈航法師鑒定。慈航法師是直性直心，想到寫到，就加上「按語──一、二、三」而發表出來。圓明是胡適的崇拜者（六十年代，為了六祖『壇經』，批評錢穆的楊鴻飛，就是圓明的現在名字；他似乎始終是胡適崇拜者），對蘇文大加批評，並對三點按語，也一一的痛加評斥，結論還是要慈老跟印順學習。這真是豈有此理！慈航法師是菩薩心腸，但到底沒有成佛，對這些有損尊嚴的話，也還不能無動於中。圓明有言論的自由，但我可被牽連上了。當時的中國（從大陸來的）佛教界，發動了對圓明的圍勦，有批評的，有痛罵的。並由中國佛教會──會長章嘉大師、祕書長吳仲行，通知各佛教雜誌，不得再登載圓明的文字。
在表面上，文字上，大陸來台的法師居士們，幾乎是一致的痛惡圓明。但在口頭宣傳上，部分人（攻擊我的核心人物）卻另有一套。傳說，不斷的傳說，傳說得似乎千真萬確，圓明不是要大家向印順學習嗎？傳說是：圓明的敢於發表文章，是受到印順支持的。進一步說，那一篇文章是印順修改的；那一篇是印順所寫而由圓明出名的。甚至說：『覺生』的編輯部，實際是在新竹的福嚴精舍。無邊的口頭宣傳，從臺北到台中，到處流行（我偶爾也聽到一點，但事不關己，一笑而已）。這麼一來，圓明的一切，都應由我來承擔責任。「邪知邪見」、「破壞佛法」、「反對大乘」、「魔王」……這一類詞彙，都堆集到我的身上了。舉一切實的事例吧！四十三年正月初，臺籍信徒李珠玉、劉慧賢（可能還有侯慧玉），是善導寺（護法會）的護法。他們從汐止靜修院來，向我作新年的禮敬。他們說：「當家師說：圓明有信給慈老，說過去的文章，都是印順要他這樣寫的，並非他的本意」。他們問我：「到底有沒有這回事」？我說：「我也聽說圓明有信給慈老。慈老與我，也可能多少有點誤會，但我信任他的人格，他是不致於妄語的，你們倒不妨直接向慈老請示」。後來李珠玉等告訴我：慈老說：「圓明只是說：他是為真理而討論，對慈老並沒有什麼惡意。信裡也沒有提到印順」。我說：「那就是了，你們明白了就好。不必多說，多說是沒有用的」。──明裡是圍攻圓明，暗裡是對付印順，這是漫天風雨的第一部。
由慈航法師寫文章──「假如沒有大乘」，是對我正面攻擊的第二部曲。當時的慈航法師，道譽很高。趙炎午、鍾伯毅……護法長者們，對慈航法師都有相當的敬意。如慈航法師而對我痛加批評，那末，護法長者們對我的觀感，是多少會有影響的。所以，長老法師們與慈航法師，平時雖未必志同道合，而為了對付我，長老法師們，還有少數的青年義虎，都一個個的先後登上秀峰山彌勒內院（當然一再上山的也有），拜見慈航法師。大家異口同聲，要慈老出來救救中國佛教。要慈老登高一呼，降伏邪魔，否則中國佛教就不得了！長老法師們那樣的虔誠，那樣的懇切，那樣的護教熱心！在關中專修的慈航法師，終於提起筆來，寫下了「假如沒有大乘」。因緣是那樣的不可思議，演培那天非要上秀峰山去見慈老不可！也就這樣，劍拔弩張的緊張局勢，忽而兵甲不興。希有！希有！我不能不歌頌因緣的不可思議。
先造成不利於我的廣泛傳說，再來慈航法師的登高一呼，使我失盡了佛門護法的支持，那末第三部曲一出現，我就無疑的要倒下去了。雖然第二部曲沒有演奏成功，但第三部曲的演出，已迫在眉睫。「山雨欲來風滿樓」，要來，總有將來未來的境界先來。十二月初八日晚上，善導寺（在我宿舍的外面客室）有一小集會。來會的，有白聖法師、佛教會祕書長吳仲行、南亭法師、周子慎居士。代表發言的，是吳祕書長與周居士。問我對圓明的看法；是否贊同圓明的思想。我大概說：圓明留學日本，多少學到些治學方法；如考據是治學的方法之一，但考據的結果，不一定就是正確。我說：圓明譯介部分的日本學者的思想，至於圓明自己對佛法的思想如何，我完全不知道。周居士又說了些相當動聽的話：臺灣光復不久，部分還存有思慕日本的意識。我們萬不能提倡小乘佛教，提倡日本佛教！但在我看來，日本佛教就不是小乘佛教，小乘佛教就一定反對日本佛教。說提倡小乘而又提倡日本佛教，原是極可笑的，但我又從那裡去解說呢！我只能對自己負責，我沒有承認與圓明的思想一樣（因為我不知道他的思想到底怎樣），也不承認與圓明有什麼關係（實在沒有關係），這當然不能滿足來會者的願望。末了，吳仲行祕書長把桌子一拍說：「為共產黨舖路」（陳慧復居士在旁，為此而與他吵了幾句），就這樣的走了。這樣小小集會，就這樣的結束了。
吳秘書長的一句話，我直覺得裡面大有文章，但也只能等著瞧了。這一晚的集會，我不知到底是誰安排的？目的何在？這可能是佛門的幾位護法長者所促成（可能是子老在幕後推動）的。希望能見見面，交換意見，增進友誼。沒有幾天，在華嚴蓮社又有一次（午）聚餐會，是護法長者們出名邀請的，法師與居士，也來了好多位。午餐時，大家談談佛教，交換意見，並有以後能半月或每月舉行一次的提議。護法長者們的好意，是可感的！但第三部曲就接著正式推出了。
國民黨中央黨部，有一種對黨員發行而不向外界公開的月刊（半月刊？），常時的最近一期，有這麼一則：（大意是）據報：印順所著『佛法概論』，內容歪曲佛教意義，隱含共匪宣傳毒素，希各方嚴加注意取締。這當然是佛教同人而又是國民黨黨員的，將我所著的『佛法概論』，向黨方或保安司令部密報，指為隱含共匪宣傳而引起的。吳祕書長就去見中佛會會長章嘉大師，認為中佛會應該要有所表示。章嘉大師是一向信任李子寬的，所以要他與子寬協商。那時，子老只是中佛會的普通理事，祕書長沒有向他徵求意見的必要。就立刻以中佛會（四三中佛祕總字第一號）名義，電臺灣省分會、各縣市支會、各佛教團體會員、佛學講習會等，「希一致協助取締，勿予流通傳播」，並以副本分送內政部、省政府、省保安司令部、省警務處、各縣市政府，以表示中佛會的協助政府。這一天，是國曆四十三年一月二十三日。子老每說：「大家正高叫刀下留人，就卡嚓一刀的砍了下去，太厲害了」！
這當然是對我最嚴重的打擊了。假使我一向是個活動人物，到處弘法，到處打交道的，經過中佛會的特電，也許會到處碰壁，避而不見，或相見而不再相識，「門前冷落車馬稀」，不免有點難堪！好在我與各縣市佛教會等，一向沒有聯繫，認識的也沒有幾人。我一向是從新竹福嚴精舍到臺北善導寺，從善導寺到福嚴精舍及近鄰一同寺。現在見面的，還是這幾張熟面孔。大家（悟一與常覺，新近從香港來，適逢其會，也難為他們了）不是著急，就氣忿不平，沒有嫌棄我的表情。所以我還是平常一般，不過心裡多一個疙瘩而已。
中佛會行文以來，年底年初，傳播的謠言，也越來越多。有的說：印順被逮捕了。有的說：拘禁了三天。也有說，不敢到臺北來。也有說：躲起來了。我並不樂意去聽這些，但偏有好心人，要傳到我的耳朵裡。我心裡有點慚愧了！古語說；「我雖不殺伯仁，伯仁由我而死」。現在是：「我雖沒有造口業，而無邊口業卻為我而造」。我對子老說：「子老！我要闢謠」。他問我怎麼個闢法？我說：「公開宣講佛法」。於是正月十五日前後，在「中央日報」刊登了講法的廣告。講了七天，聽眾倒還是那麼多。講題是：「佛法之宗教觀」、「生生不已之流」、「環境決定還是意志自由」、「一般道德與佛化道德」、「解脫者之境界」。我這麼做，只是表示了：印順還在善導寺，還在宣講佛法；我以事實來答覆謠言。這樣一來，那些離奇的謠言──口業，大大的減少了，但口業是不能完全絕跡的。
在暴風雨的驚濤駭浪中，也許真正著急的是子老。他是我來臺的保證人，邀我來臺的提議者，我又是善導寺（善導寺由護法會管理，子老是護法會的會長）的導師。我如有了問題，他忠黨愛國，當然不會有問題，但也夠他難堪的了。而且，善導寺又怎麼辦呢！子老應該是早就知道的，知道得很多很多。他有時說：「問題總要化解」。他從不明白的對我說，我以為不過是長老法師們對我的誤會吧了！但他是使我成為問題的因素之一，他怎麼能消弭這一風波於無形呢！無論是圍攻圓明，慈航法師出面寫文章，以及向黨（政）密告，而真正的問題是：我得罪（障礙了或威脅）了幾乎是來臺的全體佛教同人。
與我自己有關的，是：一、我來臺去日本出席世佛會，占去了長老法師們的光榮一席。二、我來了，就住在善導寺。主持一切法務，子老並沒有辭謝南亭法師，而南亭法師就從此不來了。但是，離去善導寺是容易的，忘懷可就不容易了（這又決不只是南亭法師，善導寺是臺北首剎，有力量的大心菩薩，誰不想主持這個寺院，舒展抱負，廣度眾生呢！三、我繼承虛大師的思想，「淨土為三乘共庇」。念佛，不只是念阿彌陀佛，念佛是佛法的一項而非全部；淨土不只是往生，還有發願來創造淨土。這對於只要一句阿彌陀佛的淨土行者，對我的言論，聽來實在有點不順耳。四、我多讀了幾部經論，有些中國佛教已經遺忘了的法門，我又重新拈出。舉揚一切皆空為究竟了義，以唯心論為不了義，引起長老們的驚疑與不安。五、我的生性內向，不會活動，不會交往，更不會奉承迎合，容易造成對我的錯覺──高傲而目中無人。
子老，是使我陷於糾紛的重要因素之一。起初，他以中佛會常務委員身分，護持會長章嘉大師而主持了中佛會；又扶植（宋）修振出來主持臺灣省分會；又是宗教徒聯誼會的佛教代表。他未免過於負責，不能分出部分責任，讓佛門同人來共負艱巨，所以弄得大家不歡喜。出席日本的世界佛教徒友誼會，代表限定五人，而他偏要從香港來的我去出席。在我來臺灣的半個月前，中國佛教會改選，他已失去了常務理事，而只是一位普通理事了。是非是不用說的，但足以說明中國（從大陸來的）佛教同人對他的觀感。在人事方面，為了紀念法舫法師的追悼會，（南亭法師不主張開，不來出席）子老開始與南亭法師間的誤會（這是陳慧復居士說的，但我想，不會那樣簡單）。白聖法師與吳祕書長，是子老的同鄉（白聖法師還是應城小同鄉），而不知為了什麼，彼此間都存有很深的意見。
當然最重要的，還是善導寺。善導寺是李子寬與孫（立人將軍夫人）張清揚居士，捐一筆錢而以世界佛學苑名義接下來的。為了維持困難，組成（四十八人）護法會，子老是該會的會長。在善導寺大殿佛像，幾乎被封隔起來時，長老法師們當然沒有話說。等到善導寺安定了，清淨了（部分還沒有遷出去），信眾逐漸集中起來，在長老法師們的傳統觀念裏，寺院是應該屬於出家人的。善導寺是臺北首剎，大殿莊嚴，沒有出家人來領導法務，是不行的。大醒法師離開後，子老曾親自領導法務，講過『金剛經』，但這是信眾們所不能滿足的，於是禮請南亭法師為導師。導師是只負法務，而不能顧問人事與經濟的；這一局面，當然難以持久。恰好我來了，住進善導寺，衰弱的身體，也就將法務維持了下來。
這樣，為了善導寺，對付子老，就非先對付我不可。如我倒了，子老維持善導寺的局面，也就非成問題不可。這是長老法師們對付我的深一層意義（所以這次問題結束，善導寺還要一直成為問題下去）。
還有，演培是多年來與我共住的，過分的到處為我揄揚（續明就含蓄得多了），不免引起人的反感。他來臺灣主持臺灣佛教講習會，與舊住臺灣佛教講習會的青年法師間有了問題。演培原是慈航法師的學生，但十多年來已接近了我。四十二年春天，續明與仁俊到了臺灣。年底，悟一與常覺也到了福嚴精舍。那時，慈航法師的學生──唯慈與印海，已住在福嚴精舍。而妙峰、幻生、果宗等，也到了新竹靈隱寺，演培主持的講習會來旁聽。講習會裡，當然還有一部分臺籍同學。這似乎是佛教青年，向福嚴精舍而集中，這可能成為佛教的一大力量。圓明又這樣的為我作不負責的義務宣傳。長老法師們看來，對佛教（？）的威脅太大，那是不得了！不得了！無限因緣的錯雜發展，終於形成了非去我不可的漫天風雨。
值得欣幸的是：當時的政府，已經安定；政治已上了常軌，對治安也有了控制。所以，對於密報，或有計劃的一次接一次的密報，如沒有查到真實參加組織活動的匪諜嫌疑，決不輕率的加以拘捕。我在這次文字案中，沒有人來盤問我，也沒有被傳詢、被逮捕。由於政治的進步，我比（幾年前）慈航法師及青年同學們，實在幸運得多了。後來，以請求修改，重新出版而銷散了漫天風雨。我還是過去那樣的從善導寺而福嚴精舍，從福嚴精舍而善導寺。在中國（大陸來的）佛教界，從臺中到臺北，幾乎全體一致的聯合陣線，對我僅發生了等於零的有限作用。我憑什麼？我沒有祈求佛菩薩的加被，也沒有什麼辦法。我只是問心無愧，順著因緣而自然發展。一切是不能盡如人意的，一切讓因緣去決定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