論吳又可《溫疫論》(四條)

吳又可以溫作瘟，竟謂古書無瘟字。不知溫病古人未嘗無書，仲景先師現有溫病上中下三篇，至劉河間《原病式》，大率皆言溫病。其餘論溫症者，不可枚舉，治溫之方，亦不可枚舉。所謂溫者，大抵六淫之氣，人感之而化為溫熱時邪是也。至論瘟疫，卻無專門。吳又可當兵荒之際，瘟疫傳染，欲另辟一書以濟世，何不可有助於醫，惜以溫為瘟，字義不清，意在論瘟而說在於溫。惟急下一說，合乎溫症，其他論說，無非時邪之溫病，混時邪於瘟疫，其貽害匪淺。時邪無時不有，瘟疫輕易不見。果系瘟疫，初病即有臭氣觸人；時邪初起則不然，必數日傳至陽明腑症，或有氣味，然亦只作腐氣，不作尸氣。瘟疫初發，即作尸氣，輕則盈床，重則滿室，誠非急下不可；若系時邪，或感風寒，或系暑濕，或系燥火，或由太陽而入，或由口鼻而入，仍當按經施治，豈可以下字蔽之乎？後戴麟郊《瘟疫明辨》，較勝於吳又可之論，惟重用下法。書中有二語云，傷寒下不厭遲，時邪下不厭早，則大有語病，若改為瘟疫下不厭早，則得矣。至又可達原飲一方，最屬夾雜不清。若症屬寒耶，何以用黃芩、知母？症屬熱耶，何以用草果、濃朴？其意固以為熱也，行將下其熱，何又助其熱？芩、芍、知母之涼，恐難敵草果、濃朴之燥烈。若云非此不能達膜原，夫膜原近在陽明胃經，達之之藥甚多，方欲急下其熱，何必用此燥烈達之也？且從不聞草果、濃朴為達膜原之品也。吳又可一書，卑卑不足道，原可置之勿論，奈為其所誤者，幾於相習成風，害人而不知悔，非吳氏之流毒哉！予故不得不明辨而深斥之。

吳又可書二卷，中有正名一條，因其溫疫二字，只用溫字，不用瘟字，以為後人添設，只要稱為疫而已。不知瘟疫二字，義本有辨。瘟屬陽毒，疫屬陰毒，不得概稱熱症也。道光五年，大行疫氣，但服大熱藥則生，不及服則死，俗謂之麻腳瘟，其實寒症也，陰毒也。十二年大行瘟症，得病即壯熱非常，神糊妄語，甚則發狂，稍服燥藥，立見致命，服犀角地黃湯則愈，此瘟症也，陽毒也。此二年中《瘟疫論》之方，無所用之。吾故曰︰又可之書，義理粗率，不求精詳也。如云臨症悉見溫疫，傷寒百無一二，有是理乎？既以溫疫為熱症，以三承氣湯為主治，何又先用達原飲耶？經云︰冬傷於寒，春必病溫。又云︰冬不藏精，春必病溫。內因、外因皆有溫症，但可謂之溫，不可謂之瘟，然則瘟疫之瘟，亦不得謂之溫也。或問時邪未嘗無瘟症，如大頭天行、蝦蟆瘟等症，不亦謂瘟疫之類乎？然此等瘟症，究屬時邪，非同兵荒之後，死亡相繼，尸氣化為厲氣而行瘟也。其治法不離乎東垣先生普濟消毒飲。設又可遇此，亦能和達原飲耶？亦能三承氣湯下之耶？或問時邪盛行之時，亦有逢人傳染，似乎瘟疫者，究系六淫之氣，而非兵荒之後，厲氣所沖，見症即當用下者也。《景岳全書》亦有瘟疫一門，而施治之方，無異時邪。他書亦未嘗無論瘟疫者，而亦治同時邪。若有高明，於傷寒外定為時邪一門，於時邪外定為時邪之瘟疫一門，於時邪之瘟疫外另定天地厲氣所中真正瘟疫一門，如此分門別類，按症施治，自可無訛。惜古無是書，致吳氏混瘟疫於傷寒，謂所醫之症，止見瘟疫，不見傷寒，殊不知傷寒與瘟疫，風馬牛不相及，何可相提而並論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