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00年 11月20日
余無言先生誕生於江蘇省阜甯縣益林鎮。原名余愚，字擇民(一作“則民”)，別署不平。
1905～1909年
家中延請塾師課讀文學基礎讀物及算術等。
1909～1911年
先生去淮安縣，在淮安高等小學插班讀高小，高小畢業時正值遜清•宣統三年。
1911～1914年
塾師教讀儒家經典、四書五經、《史記》、《漢書》等典籍，在文史方面打下了堅實的基礎。
1914～1918年
先生隨其父余奉仙先生(“晚清蘇北三大名醫”之一)攻習中醫經典名著《黃帝內經》《難經》《傷寒論》《金匱要略)《神農本草經》及臨床各科醫著，並為其父抄方二年。在數年學習期間，尤為重視醫聖張仲景經方的學習與運用，為民國時期成為“經方派”名家奠定了基礎。
1918年 是年秋，開始在阜甯縣益林鎮懸壺應診。由於歐西醫學東漸，在診餘之暇，亦選讀部分西醫臨床醫籍。
1920～1923年
先生受當時醫學界“衷中參西”的影響，去上海進一步學習西醫內、外科，內科從學于俞風賓博士，外科受教於上海德籍名醫維都富爾。在此期間，較為重視中西醫學之溝通。
1923～1927年
返回蘇北故鄉，繼續行醫。在診療方面以中醫為主，西醫為輔，治療成績卓著。在此期間並在故里主辦阜甯縣第三區小學，延請教師講學，自任校長。
1927～1929年
先生應聘擔任當時國民政府顧祝同部某軍第二師軍醫官，轉戰安徽、河南、湖北、江西等省。治療病員，以外、傷科病證為主。
1929～1930年
1929年冬，先生辭去軍職，到上海市定居開業，改名余無言，系取自孔子“予欲無言”之意(此名多用於著書立說和對外交流，行醫數十年多用“餘擇明”作為診所名)。1930年3月，與張贊臣先生共同主編《世界醫報》(每週出一期)，力求在中西醫學術溝通和診療中的取長補短方面多所致意。1930年秋，應包識生先生(當時任上海中國醫學院院長)之請，擔任該院外科學教授。
1931年
除私人診所外，又與張贊臣先生合組聯合診所，這可謂是上海市比較早期的中醫聯合診所。
1932年
由當時“中央國醫館”館長焦易堂先生聘請先生擔任該館名譽理事，為改進中醫工作出謀獻策。
1934年
中央國醫館增聘先生擔任該館編審委員會委員(編審委員會主席是陳無咎)，負責起草中醫“外科病名表式”，頒佈全國中醫界採用。在中央國醫館編審委員會起草的臨床各科病名表式中，先生的外科病名表式，頗受外界讚賞。是年，先生還編寫、出版了《實用混合外科學總論》和《實用混合外科學各論》(中國醫藥書店刊行)。總論以西說為經、中說為緯；各論則以中說為經、西說為緯，強調診療中的“實用”二字。這是中西醫外科學術匯通之作，當時是受張錫純《醫學衷中參西錄》著述的影響，也可以說是“中西匯通派”較早期的外科著作，有其一定的學術影響，故在建國後，上海中醫書局均有重印本刊行。再者，先生數年來以“改進中醫”為素志，在報刊上發表了多篇學術論文，引起中醫界的重視。特別是他針對舊國民政府和餘雲岫等提出．“廢止中醫中藥”的舉措與主張，先生以余無言或余不平的名義，多次撰文予以駁斥、聲辯，為當時中醫界所重視。此外，先生還為《醫界春秋》《復興中醫》等刊物撰寫多篇學術論文。
1936年
章太炎先生主辦“蘇州國醫學校”聘請先生和葉橘泉、章次公等名家任教。先生擔任中醫外科主任，主講中醫外科學。是年並擔任上海新中國醫學院教授，主講《金匱要略》和中醫外科學。
1937年
上海中國醫學院聘請先生主講《傷寒論》。在此前後的年月中，先生還受聘于中國醫學專修館、中華職業學校(國醫專科)等校任教。是年秋，先生與張贊臣先生合作主辦“上海中醫專科學校”，敦請謝觀擔任名譽校長，陳無咎任校長，丁福保、張伯熙(張贊臣先生之父)先後任副校長，先生任教務主任，張贊臣任總務主任。先生除負責教務外，主講《傷寒論》《金匱要略》和中醫外科學。上海中醫專科學校為三年制，共主辦畢業了三屆。先生還將其次女余蕙君於1938年送入該校學習(1941年畢業)。
1939年
先生所編著之《傷寒論新義》(圖表注釋)由中華書局公開出版，由於作者“改進中醫”的素志和對待仲景學說及其臨床應用等方面，力求精意研殫，該書的圖表及論述中均融匯若干西醫學說，體現了當時的時代特色。該書並請丁福保、謝觀、陳無咎三位老先生分別撰序，向讀者介紹該書嶄新的學術風貌。《傷寒論新義》自刊行後，曾九次重印，堪稱是他學術著作中的代表作。
1942年
先生因不屈于日偽政府對院校的登記造冊，遂決定停辦上海中醫專科學校。先生在五年教學中，認真備課講學，雖大雨滂沱，亦必撐傘赴校、衣濕上臺授課，受到學生們的廣泛好評。
1943～1946年
先生先後編寫、出版了新作——《濕溫傷寒病篇》和《斑疹傷寒病篇》(上海中醫書局出版)二書。所謂“濕溫傷寒”系指西醫的腸傷寒，“斑疹傷寒”為西醫病名。但在介紹治療方面，主要是採用中醫傳統治療與方藥，特別是突出經方的臨床應用，可明顯增強療效。
1947年
餘氏在上海創辦“大同療養院”，請丁福保先生擔任名譽院長，自任院長。名為療養院，實際上主要是收治慢性疑難病證，可以說是上海較早期的中醫醫院。開辦不足二年，因經費匱乏而停辦。
1948年
先生接獲多封外界讀者來信，建議他編寫《傷寒論新義》的姐妹篇——《金匱要略新義》。實際上先生於40年代初即有此意向，多年來在這方面的學術積累也較為充分。是年在繁重的診務和教學負擔下，經常在夜間參閱大量文獻、結合臨床予以編寫。而他在上海執業的30年中，主治病證以內、外科居多。內科則以傷寒、溫病、內科雜病、疑難重證為主。所用方治，雖不拘經方、時方，但仲景方仍占轉大比例。他對上海的時醫診治熱病，動輒以豆豉、豆卷等藥施治，至為不滿。先生用仲景經方中之石膏、大黃，在辨證確切的情況下，用量相當大而效驗卓著，甚至有“起死回生”的多個案例，上海市民以“石膏、大黃先生”(此處之“先生”二字，義同醫生)稱之，成為民國時期經方派的名家。關於這一點，讀者在閱習他的醫案後，當會有更深的體會。自1929年定居上海後，先生對中醫前輩名家多所敬重。他曾多次表述，在學術上除承父教外，上海的謝觀、丁福保、陳無咎等老先生對他亦多所教益，但生平尤為崇敬的則是“南北二張”(“南張”指嘉定張山雷，“北張”系指天津張錫純)。在學術方面，除主張精讀經典名著外，並在一定程度上主張中西醫學匯通。故他是民國時期“經方派”名家，也是“匯通派”的成員之一。
1949年
是年5月，上海獲得解放，並於10月1日建立了中華人民共和國，中醫藥界從此得到了真正的“解放”。先生診務較前更為繁忙。在學術上，他更多地和上海同輩名醫陸淵雷、秦伯未、章次公、程門雪、張贊臣、章巨膺、嚴蒼山等切磋、研究，為上海市的中醫工作發展向衛生部門提出諸多建議，以促使改進中醫藥工作的順利發展。由於在上海的20年，先生的醫事活動以臨床與教學為主，受教的學生數以千計，招帶的生徒亦不下數十人之多，先生開始將過去診療的若干病證予以案例記述、整理，他在建國以前已將其父奉仙公遺著——《醫方經驗彙編》整理刊行(中華書局出版)，自己也擬出一本醫案著作，定名為《翼經經驗錄》，書名涵義是以個人的臨床經驗以羽翼仲聖之經典名著。實際上《翼經經驗錄》所經治的醫案，本書均已予以收錄、整理。餘氏之醫案力求在臨床上能取精用宏，並以符合診療實用為準則。余氏所主張的“中醫科學化，西醫中國化”，對外界也有一定的影響。
1952年
先生積多年仲景學說的教學、研究，編著了《金匱要略新義》(圖表注釋)，由新醫書局出版。書的封面及其扉頁，分別由其同道、詩友秦伯未、嚴蒼山先生題寫書名，學術特色仍以“圖表注釋”為主。無言先生針對世傳《金匱要略》原文，在理順經文之錯亂、偽文之蕪雜方面下了一番功夫。每論一證，多以西說為參證。全書仍以“發皇古義，融會新知”為其著述思路與方法，出版後亦曾多次重印(臺灣省亦據原本重印)。由於《傷寒論新義》與《金匱要略新義》的先後刊行。余氏成為20世紀仲景學術的主要研究者之一。
1954年
數年來，先生陸續帶徒講授醫經及內、外科，積極參加上海中醫界各項學術活動，並經常去西醫醫院會診。是年秋，衛生部中醫研究院籌備處派出陳邦賢、徐瑞傑先生到上海延請名醫赴京工作，曾親臨診所、住處洽談，先生答以稍緩時日，考慮進京工作。同年10月5日，華東及上海市召開中醫代表會議，討論衛生部所擬訂開展中醫工作的種種方案，無言先生作為中醫學會和內科學會的特約代表應邀出席大會。此次會議以發掘、整理祖國醫藥遺產、推進醫學教育和糾正過去工作中的偏差作為討論重點。先生指出：“中醫學術得到政府的重視，可以安如磐石。”在會議過程中，先生除作口頭即席發言外，並向大會和秘書處專寫提案四則，對中央制訂的中醫政策極為支持。
1955年
先生之三子餘瀛鼇自北京中央直屬機關第二醫院報名參加衛生部主辦第一屆全國西醫學習中醫研究班系統學習中醫，並在醫學史前輩名家陳邦賢先生的示意下與其父聯繫來京工作事，無言先生答以數月後赴京到中醫研究院工作(研究院於1955年12月19日正式成立)。
1956～1957年
1956年3～4月，無言先生全家由滬遷京。中醫研究院首任院長魯之俊與先生面談工作，囑其與于道濟先生主持編審室(數年後改名為中醫文獻研究室)工作，室內成員有上海陳蘇生、浙江謝仲墨、揚州耿鑒庭等先生。
1956年夏迄1957年秋，先生主要參加建國後全國九種中醫教材的審訂，為提高教材的品質傾注了心血。他更多的是對《傷寒論》《金匱要略》和《中醫外科學》三種教材負責予以審改，為各中醫院校編寫教材奠定了學術基礎。當時並應聘承擔衛生部全國第一屆西醫學習中醫研究班的《金匱要略》等課程的主講人之一。
1956年10月，先生為其子瀛鼇在西醫系統學習中醫的基礎上，能達到“術業精進”的目的，提議拜在其同道、摯友秦伯未先生(當時任衛生部中醫顧問)門下，秦先生欣然接受這個提議，並在數年後師生合作編寫、重訂《內經類證》刊行於世。
1958年
是時正值全國“反右”鬥爭的後一年，先生因所謂“右派言論”由中醫研究院調至北京中醫學院任教。當時已患有高血壓，體況欠佳，教學課時不多。
1959～1962年 先生參加北京中醫學院“十大經典醫著”的編纂、設計，由於身患高血壓，實際工作做得不多。先生並在數年內承擔一些中央領導的醫療、會診工作。
1963年
是年9月6日忽患腦溢血，急送北京中醫學院東直門醫院內科搶救，因出血量多，於9月7日病逝，享年63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