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

瘟疫一証，歷代明哲具有成方。如仲景有大青龍湯、陽旦湯，越婢湯、黃芩湯、白虎湯、大小柴胡湯、三承氣湯、麻黃升麻湯，諸條列瘟疫之見証，為汗法、下法、和法、雙解法，輕重深淺，纖毫備具。特散見於諸經條中而未嘗直指其名為瘟疫，非不欲明言也。其書本傷寒立論，而互為區別之書，非專論瘟疫之書，且上古文辭簡易，詳於辨証，而不詳於立名，欲人從証上細辨，則不必於名上區別，而自無混治之失。嗣是而後，河間有《宣明五氣論》，則論瘟疫較詳，立法更備。如桂苓甘露飲、黃連解毒湯、三已效方、涼膈散、人參石膏湯、雙解散諸方皆是，而亦未正其名。易老、東垣，大羌活湯、九味羌活湯，立方更備，而亦無專書、無特名。至吳又可先生貫串古今，融以心得，著時行《瘟疫》一論，真可謂獨辟鴻蒙，揭日月於中天矣。顧其書具在，而時賢有未見而不用其法，或雖見其書。而不能信者，無怪矣﹗有口誦其書，嘖嘖稱道，而對証施方，仍多不用其法。口則曰此時証也，而手則仍用傷寒之方，拘傷寒之法者，比比皆然。愚揣其情，必非知而不用也，知其名而未得其辨証之法耳﹗愚目擊心傷，不揣固陋，而取吳子之原本，或注釋，或增訂，或刪改，意在辨瘟疫之體異於傷寒，而尤慎辨於見証之始，故首增辨氣、辨色、辨脈、辨舌、辨神諸論於開卷，使閱者一見了然，則吳子之書，人人可用，而瘟疫之橫夭者少，生全者多，誠斯世斯民之幸也﹗

上元戴天章麟郊甫識於存存書屋
乾隆四十八年歲在癸卯夏五月望日孫男嗣琦謹書

序

先大父北山先生，以通儒邃醫學，所論著《傷寒雜病》諸書及《咳論注》、《瘧論注》、《廣瘟疫論》凡十數種，皆先世父雪村先生行楷細字，錄藏於家。近書坊中有刻本《瘟疫明辨》四卷，祖啟購閱之，即先大父存存書屋《廣瘟疫論》也。雖易其名，幸未改竄其文，不知何人誤刻為歙人鄭某之書。在先大父固不爭此，而子孫見之，不容不正也。因出存存書屋原本，校而刻之，以糾偽傳，廣先德。因嘆《傷寒》一書，注者百家，至程郊倩實為獨辟鴻 ，後有慈溪柯韻伯《論翼》出，而《傷寒》之書，嘆觀止矣。瘟疫一証，古無成書，至吳又可，實為獨辟鴻 ，更有先大父此書出，而瘟疫之書嘆觀止矣。事固有更閱數千年而後得所折衷者，此類是也。代生名賢，民何幸歟﹗

乾隆四十七年歲在壬寅秋七月望後二日
孫男祖啟謹識

序

六淫之邪，中人為病，病寒尤甚。蓋風者，善行數變，其勢猛急；寒者，收引拘束，其氣堅凝。故其病患也，不假少貸，而為患至速。各家醫書，均首列中風、傷寒二門，以示後學。習是業者，咸致力於風寒，以求諸病擴而充之，觸類引伸，固無所不概。若執而守之，亦不免刻舟求劍，而所遺實夥。雖長沙有論，後學注釋繁多，究使指歸不定，以致濕溫、時疫，漏而不講。迨吳又可《瘟疫論》出，稍使人知疫與傷寒同途異歸，不可拘傷寒法而治疫。然其辨悉，猶不若《廣瘟疫論》之提綱挈領，曉暢明白，能使不習醫者洞然領略也。予於庚寅，偶得此書，故友王村舟言是書乃金陵前輩麟郊戴公存存書屋之稿本，近為儀征鄭氏所刻，發坊未久，板已散失，坊間竟無覓處，予每惜之﹗庚子遷居北城，得識國子學正戴敬咸先生，乃知麟郊公為先生之祖，因叩及是書藏本，與予所得者相校讎，一字無訛，雖鄭氏前刻，未將存存書屋之來由道出，情似掠美，然非其剖劂流傳，則予亦不得睹見，而無由與敬翁先生探其本源也，因慫恿梓行，以繼前徽。壬寅冬正在付梓，尚未蕆工，而敬翁先生忽嬰疾而逝，今其嗣君踵成是書，囑予紀其本末，予亦不敢以固陋辭，謹敘其事，以紀麟郊公之作美於前，而得其賢嗣繼美於後，庶此不刊之書，得以永垂霄 ，救濟生靈，實可上媲長沙之功，而庇醫林後學於不淺矣﹗

乾隆四十八年歲次昭陽單閼氏皋月會稽沈懋發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