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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難得的八年(二十七年七月到三十五年三月),為我出家生活史中最有意義的八年,決定我未來一切的八年。

二十七年(三十三歲)五月,武漢外圍一天天緊張起來。老同學葦舫(蘇北人),在武院編『海潮音』,也是當時武院的管理者。他一直說要與向領江的結緣船(行駛重慶上海間的福源輪船)接洽,送我們──我與老同學止安去四川。但是結緣船一班又一班,武漢三鎮的尼眾去了不少(後來虛大師為他們成立尼眾避難林),就是輪不到我們。七月中,止安著急了,自己出去想想辦法,當下就買了兩張到宜昌的票回來,陪著我去宜昌,暫住古佛寺。一到宜昌,才知道問題嚴重。在宜昌等船入川的,真是人山人海,去四川的船票,我們是沒有能力(有錢也不成)買到的。後來,還是虧了向領江的結緣船,才能順利的到達重慶。向領江的結緣船,不用接洽,也不用買票,只要出家人,就可以一直走上去。在船上,有飯(素菜)喫;到了重慶南岸,每人還給兩毛錢的輪渡費。向領江半生結緣,真正功德無量!我們的船一到,老學長樂觀早在碼頭上搖手,招呼我們。

第二天,我與止安就去了北碚縉雲山,住在漢藏教理院(以下簡稱漢院)。法尊、法舫、塵空、雪松(前超岸寺寺主)諸法師,都在這裡。最初的一年半中(二十七年八月到二十八年底),法尊法師給我很多的法益。他是河北人,沒有受過近代教育,記憶力與理解力非常強。留學西藏並不太久,而翻譯貢獻最大的,是他。在虛大師門下,於教義有深廣了解的,也是他。我為他新譯的『密宗道次第廣論』潤文,遇到文字不能了解的,就去問他。黃教對密乘的見解與密乘的特質,我因此而多少了解一點。他應我的請求,翻譯了龍樹的『七十空性論』。晚上,我們經常作法義的探討,我假設問題以引起他的見解;有時爭論不下,最後以「夜深了,睡吧」而結束。這樣的論辨,使我有了更多與更深的理解。深受老莊影響的中國空宗──三論宗,我從此對它不再重視。法尊法師是引發了一些問題,提供了一些見解,但融入我對佛法的理解中,成為不大相同的東西。他對我的見解,當然是不能完全同意的,但始終是友好的,經常在共同討論。我出家以來,對佛法而能給予影響的,虛大師(文字的)而外,就是法尊法師(討論的),法尊法師是我修學中的殊勝因緣!

二十九年(三十五歲),我去了貴陽。大覺精舍是華府所興建,天曦老法師弘化的道場。曦老去世了,曦老的徒孫明照,在漢院求學,就約我到貴陽去。那時是戰時,我又沒有活動力,所以沒有作什麼,只是自修,寫『唯識學探源』。施主華問渠先生,已失去了他父母那種信佛護法的精神,而只是父母傳下來,不好意思結束,姑且維持下去。年底,我回漢院過年。

到了漢院,就見到從香港來漢院旁聽的演培、妙欽與文慧。三十年(三十六歲),我就為他們講『攝大乘論』,大家非常歡喜。秋天,演培約了幾位同學,到合江法王寺,辦法王學院,請我去當導師。導師原是不負實際責任的,但適應事實,逐漸演化為負責的院長。三十三年(三十九歲)夏天,三年圓滿,我才又回到漢院。在這一期間,又見到了光宗、續明、了參(俗名葉均)他們。

在四川(二十七──三十五年),我有最殊勝的因緣:見到了法尊法師,遇到了幾位學友。對我的思想,對我未來的一切,都有最重要的意義!我那時,似乎從來沒有離了病,但除了不得已而睡幾天以外,又從來沒有離了修學,不斷的講說,不斷的寫作。病,成了常態,也就不再重視病。法喜與為法的願力,支持我勝過了奄奄欲息的病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