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醫學手段無能為力時，什麼能延緩人的死亡呢？我想是一個人對另一個人的牽掛，一份沈甸甸的愛。

路彬是六十年代後期，由師範學校分配到我家鄉小鎮中學的。他當了十年語文教師，跟一個農村婦女成了家。他文筆很好，區委宣傳報道組缺少人手，將他從學校調過去。宣傳報道組的人是很容易被提拔的，過了幾年，輪到他了，被派到附近一個鄉當了副鄉長。他時常回到小鎮上來，這裡的各行各業都有他的學生，都認他這個老師，都很客氣，願意為他辦事。他有個學生在鎮醫院當醫生，負責操作CT機。路彬到鎮上開會，碰到了這個學生。學生熱情地拉他到自己的科室，免費做了一次CT。

診斷結果出來，學生的臉色有點不自然。學生說，這台機器是剛換的，很先進，自己還沒有熟悉性能，難免會有失誤。學生建議他不妨到大城市再做一次看看。路彬先到附近的揚州，醫生看看診斷結論，重做了一次，臉色也不好看，說原先的診斷是對的。再到南京，也是這種結論。路彬心裡有些不踏實了，他去了上海，這次他沒說已經在三個地方檢查過，以普通病人的身份做CT，診斷結果出來，不但病情屬實，而且說已到了晚期，即使及時採取必要的救治措施，患者最多也只能活半年左右。

路彬也知道結果了，心裡很著急，他對前來看望的鄉領導說：“我要是死了，兒子考大學的事怎麼辦呢？”路彬的兒子正讀高三，人並不笨，但是開竅很遲，不懂得學習，非得大人盯在後面反復催逼，成績才能穩住。路彬被確診是九月份的事，離高考足足有十個月左右呢。他先想辦法將兒子轉到縣城中學就讀，然後預先寫好幾十封信，讓妻子每隔一段時間寄給兒子，督促抓緊用功。接著，才放心去南方住院。

到了春節，路彬兒子回家，沒有看到父親，桌上有一封信。路彬在信中說，他負責的鄉計劃生育工作沒有抓好，被集中到地區辦學習班，所以春節不能回家。他要求兒子只能除夕、大年初一歇兩天，年初三開始補習。路彬兒子按父親囑咐，提前回到縣城中學，一心撲在功課上。到了六月份，高考越來越近，學生壓力很大。路彬兒子夜裡睡不著，忽然發現自己半年沒有見到父親，心裡總覺得有點不踏實，往家裡寫了一封信，要父親無論如何來一趟。

路彬在南京接受化療，已經瘦得不成人形了。他請鄉裡派輛小車，買套好衣服穿在身上，趕回縣城中學見了兒子。兒子問他這麼長時間到哪兒去了，路彬回答說，上半年南方山區發水災，他正好去開會，就被困在大山裡面出不來了。兒子問：“爸，你怎麼這麼瘦呀？”路彬說：“路被水沖斷了，糧食運不進去，人飽一頓饑一頓的，怎麼不瘦呢？”兒子又問：“爸，你怎麼剃成個光頭了？”路彬說：“洪水圍上來，人跟豬呀羊的這些牲畜擠在一起，染上了虱子，只好把頭髮剃光了。”

到了七月份，離確診病情整整十個月了，路彬咬著牙仍然活著。他挨過上旬幾天高考，又挨了一些日子，估計分數下來了，他硬撐著身子，親自撥通聲訊電話查詢，兒子竟然考上了，成績超出重點院校分數線。他長長地鬆了一口氣，握著話筒，身子一點一點軟下來，倒在了地上。

周圍的人趕緊過來，這個人已經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