真可，字達觀，號紫柏，世稱紫柏尊者，是明末四大師之一。俗姓沈，江蘇吳江人。十七歲時，辭親遠遊，欲立功塞上。行至蘇州，宿虎丘雲岩寺，聞寺僧誦八十八佛名號，內心歡喜；次日晨，即解腰纏十餘金設齋供佛，從寺僧明覺出家。

真可出家後，常閉戶讀書。年二十，受具足戒。不久，至武塘景德寺閉關，專研經教，歷時三年。後至匡山，深究相宗。萬曆元年（1573）至北京，親近華嚴宗匠遍融於法通寺，又從禪門老宿笑岩、暹理等參學。萬曆三年（1575）至嵩山少林寺參謁大千常潤。見常潤上堂講公案，以口耳為心印，以帕子為真傳，不以為然，遂不入眾。不久南還，至浙江嘉興。時密藏（道開）欽仰真可的風範，特自普陀山來訪，真可即留他為侍者。嘉興楞嚴寺是宋代名僧子璿著經疏處，已久荒廢，真可發願重修，命密藏主持其事。

真可在萬曆初年，曾聽法本（幻予）談起袁了凡慨歎請經困難，有易梵夾為方冊以便於印造流布的願望，而法本自顧力弱難行。至是，真可為撰《刻藏緣起》，陳說刻藏利益，鼓勵募刻全藏。得到陸光祖、馮夢禎等熱心贊助，真可即令密藏籌備刻經事。萬曆十七年（1589），方冊藏始刻於山西五臺山紫霞谷妙德庵，由真可門人如奇等主持。因山中氣候嚴寒，不便刻經工作，四年後（1593）南移至浙江餘杭徑山寂照庵。他的門人桐城吳用先為他修復徑山下院化城寺，作為貯藏經板之處，並施資刻經數百卷。

萬曆二十年（1592），他遊房山雲居寺，禮訪隋代高僧靜琬所刻石經，於石經山雷音洞佛座下得靜琬所藏佛舍利三枚。神宗生母李太后曾請舍利入宮內供養三日，並出帑金布施重藏之於石窟。後來他又與高僧德清（明末四大師之一，詳見本書《德清》條）同遊石經山，以皇太后所施齋襯贖還靜琬塔院等，請德清為撰《復涿州石經山琬公塔院記》（碑現存雲居寺）。並與德清共議續修明代的《傳燈錄》。旋德清被官廳認為私建寺院，謫戍廣東，續修《傳燈錄》之願未能成就。

萬曆二十八年（1600），真可因對南康太守吳寶秀拒不執行朝廷徵收礦稅命令而被逮捕表示同情。他常慨歎著說：「憨山不歸，則我出世一大負；礦稅不止，則我救世一大負；傳燈未續，則我慧命一大負。」因而遭到一些宦官的嫉恨。這時他的門人為他的安全著想，相繼寫信勸他出都。不久京城發生了一項謠言，稱神宗要改立太子，以挑撥起宮廷糾紛的妖書事件。神宗下令搜索犯人。忌恨他的人乙太後曾因真可在石經山發見舍利而施資供養，遂誣他以濫用帑金之罪，捕之下獄。並誣陷他是《妖書》的造作人（《紫柏尊者別集》附錄《東廠緝訪妖書底簿》），但未得罪證。萬曆三十一年（1603）十二月十七日圓寂於獄中，世壽六十一，法臘四十有奇。他的弟子們把他的遺骸浮葬於西郊慈慧寺外，後又移龕至浙江餘杭徑山之寂照庵，以後又移葬於開山。萬曆四十四年（1616）在開山前文殊台荼毗立塔。

真可現存的著作，有經德清校閱過的《紫柏尊者全集》三十卷和別人纂校的《紫柏尊者別集》四卷，《附錄》一卷。全集收載他的法語、經釋、序跋、銘傳、書信和詩歌等；別集則補收全集所未收的雜文、贊偈、詩、書問、語錄和附錄等。

真可對於佛教各宗的思想採取調和的態度。他所訂的《禮佛儀式》（見《紫柏尊者別集》卷四），除發願禮拜十方三世一切諸佛外，還教人禮拜西天東土歷代傳宗判教並翻傳秘密章句諸祖，這是他調和諸宗思想的具體表現。

真可喜拈《毗舍浮佛偈》教人，有時則教人持誦半偈。所謂「假借四大以為身，心本無生因境有；前境若無心亦無，罪福如幻起亦滅」（《毗舍浮佛頌說示如裴》）。他的僧俗弟子很多，從他問道的人士有陸光祖、馮夢禎、瞿汝稷、王肯堂等。翟汝稷通內外學，著有《指月錄》三十二卷，王肯堂為著名醫學大家，著有《成唯識論證義》十卷等。

真可一生參扣諸方尊宿，但他並沒有專一的師承。他在祭北京法通寺遍融的文中說：「餘往來遍老之門，觀其動履，冥啟予多矣。……予於遍老之門，未敢言嗣，若所謂德，則此老啟迪不淺，焉敢忘之！」

真可雖到處興修古剎，而從未受請擔任寺院住持，所以沒有「上堂」「普說」。他只是隨緣接引，略說法語而已。他與當時一般排斥文字的禪僧不同，而極重視文字經教。他認為佛弟子不通文字般若，即不得觀照般若，不能契會實相般若。他不同意悟道只依靠禪家機緣及念佛求生淨土等說法，曾列舉盲眼師資七大錯誤，一一加以辨難（《紫柏全集》卷三《法語》）。德清稱他的宗風足以遠追臨濟，上接大慧（《達觀大師塔銘》），可見真可在明末佛教界的名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