袾宏，杭州人，俗姓沈。他十七歲時補諸生。二十七歲以後，在四年之間，連遭喪父、失兒、悼亡和喪母的刺激，即作《七筆勾》而出家受具，自號蓮池。晚年居雲棲寺，所以世稱蓮池大師或雲棲大師。他提倡念佛風化被於一代，被推為蓮宗第八祖；他又和紫柏真可、憨山德清、蕅益智旭，並稱為明代四高僧。

隆慶五年（1571）他從外地參訪回到杭州，乞食梵村，見雲棲山水幽寂，就在那裏結茅安居。由於得到梵村居民的隨喜，為他建立禪堂、法堂，不久竟成了著名的叢林。雲棲的宗風以淨土法門為主，冬季坐禪，餘時兼講經論。這時南北戒壇久被禁止，他令受戒者自備三衣於佛前受戒而為作證明。在律學方面著有《沙彌要略》、《具戒便蒙》、《菩薩戒疏發隱》等，建立了律制的範例。他竭力提倡戒殺放生，同時修訂了《瑜伽焰口》、《水陸儀軌》及《朝暮二時課誦》（《諸經日誦》）的儀式。這些儀式，一直流傳到今天。

雲棲的教學是多方面的。他不但是淨土宗的大師，也是華嚴宗的名僧，因此受到兩宗學人的崇奉，清守一的《宗教律諸宗演派》以他為華嚴圭峰下第二十二世。清道光四年（1824）悟開撰《蓮宗九祖傳略》，列雲棲為蓮宗第八祖。

雲棲對於華嚴和禪學的造詣雖都很深，但其思想的歸趣則在淨土。他認為淨土教並非和各宗對立。他的《普勸念佛往生淨土》說：「若人持律，律是佛制，正好念佛；若人看經，經是佛說，正好念佛；若人參禪，禪是佛心，正好念佛」（《雲棲遺稿》卷三）。但他也同樣重視經教。他說：「予一生崇尚念佛，然勤勤懇懇勸人看教。何以故，念佛之說何自來乎？非金口所宣明載簡冊，今日眾生何由而知十萬億剎之外有阿彌陀也？其參禪者藉口教外別傳，不知離教而參是邪因也，離教而悟是邪解也。……是故學佛者必以三藏十二部為模楷」（《竹窗隨筆‧經教》）。這都說明他極力要把淨土思想和各宗教義統一起來。

雲棲提倡的淨土法門仍以「持名」為中心。他撰《阿彌陀經疏鈔》說：「今此經者，崇簡去繁，舉約該博，更無他說。單指持名，但得一心，便生彼國，可謂愈簡愈約，愈妙愈玄，徑中徑矣」。他以攝心為學佛的要道，念佛為攝心的捷徑，並開「念佛門」、「止觀門」、「參禪門」為方便門，而指出「念佛一門止觀雙備」，從教理上闡明禪淨的一致（《雲棲遺稿》卷三《答何武峨給諫》）。又說：「念佛一門而分四種：曰持名念佛、曰觀像念佛、曰觀想念佛、曰實相念佛。雖有四種之殊，究竟歸乎實相而已」（《雲棲遺稿》卷三《普示持名念佛三昧》）。他又引古德說明觀想念佛的困難而強調持名的功德說：「觀法理微，眾生心雜，雜心修觀，觀想難成。大聖悲憐，直勸專持名號。良由稱名易故，相續即生。此闡揚持名念佛之功，最為往生淨土之要。若其持名深達實相，則與妙觀同功」（同上）。

雲棲對《阿彌陀經》的教理判釋，是採用華嚴家的主張。他認為就教相來說，《彌陀經》為頓教所攝，並且兼通前後二教（終與圓）。他說：「此經攝於頓者，蓋謂持名即生，疾超速證無迂曲故」（《彌陀疏鈔》卷一）。

雲棲對於儒佛兩家的看法，雖認為兩者根本不同，但卻採取調和的態度。從《竹窗隨筆》的《儒釋和會》和《竹窗二筆》的《儒佛交非》、《儒佛配合》三條看來，可以理解他的思想。他說：「有聰明人以禪宗與儒典和會，不惟慧解圓融，亦引進諸淺識者不復以儒謗釋，其意固甚美矣……。若按文析理，窮深極微，則翻成戲論，已入門者又不可不知也」（《儒釋和會》）。他又說：「自昔儒者非佛，佛者復非儒，予以為佛法初入中國，崇佛者眾，儒者為世道計，非之未為過。儒既非佛，疑佛者眾，佛者為出世道計反非之，亦未為過。迨夫傅（奕）、韓（愈）非佛之後，後人又仿效而非則過矣。……迨夫明教（契嵩）、空谷（景隆）非儒之後，後人又仿效而非則過矣」（《儒佛交非》）。他又說：「儒佛二教聖人，其設法各有所主，固不必歧而二之，亦不必強而合之。何也？儒主治世，佛主出世。……故二之合之，其病均也」（《儒佛配合》）。他在這裏說明儒佛兩家應該採取的態度。

雲棲一生雖專弘淨土，但也以文字作佛事。他的著述有《菩薩戒疏發隱》五卷、《彌陀疏鈔》四卷、《具戒便蒙》一卷、《禪關策進》一卷、《緇門崇行錄》一卷、《水陸法會儀軌》六卷、《楞嚴摸象記》十卷、《竹窗隨筆》三卷、《山房雜錄》二卷、《雲棲遺稿》三卷等三十餘種。這些著述於雲棲寂後由他的僧俗弟子大賢、鄒匡明等搜集編次，分為釋經、輯古和手著三類，總稱之為《雲棲法彙》。崇禎十年（1637）比丘智瑛刊為方冊本，現在流行的刻本則是清光緒二十三年（1897）金陵刻經處所重刻。

雲棲在明末享有盛名，當時信佛的朝野人士如宋應昌、陸光祖、張元、馮夢禎、陶望齡等都受過他感化。他的弟子不下數千人（德清的《蓮池大師塔銘》）。其中居士多於僧眾，且多為海內知名之士。出家弟子中比較知名的，有廣應、廣心、大真、仲光、廣潤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