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己的事要盡量自己獨立解決”——這是真正“會”愛孩子的母親贈給孩子的偉大禮物，讓人受用一生。

從一九五○年到一九五九年，我八歲到十七歲。家裡平時就我和母親兩人。回憶那十年的生活，母親在物質上和精神上對我的哺育，都是非同尋常的。

物質上，母親極不重視穿著，對我亦然，有得穿就行了；用的，如家具，也十分粗陋。但在吃上，那可就非同小可了，母親做得一手極地道的四川菜，且不說她能獨立做出一桌宴席，令父親的那些見過大世面的朋友交口稱讚，就是她平日不停歇地輪番制作的四川臘腸、臘肉等，也足以叫鄰居們噴嘖稱奇。有人就對我發出警告：“你將來離開了家，看你怎麼吃得慣啊!”但是母親幾乎不給我買糖果之類的零食，偶爾看見我吃果丹皮、關東糖之類的零食，她總是要數落我一頓。母親堅信，一個人只要吃好三頓正經飯，便可健康長壽，並且那話裡話外，似乎還傳遞著這樣的信念：人只有吃“正經飯”才行得正，吃零嘴意味道德開始滑落——當然很多年以後，我才能將所意會到的，整理為這樣的文句。

母親在飲食上如此令鄰居們吃驚，被一致認為對我的“嬌慣”和“溺愛”。但跟著還有令鄰居們吃驚的事。那就是我家是大院中有名的郵件大戶。如果那幾十種報刊都是我父親訂的，當然也不稀奇，但我父親其實只訂了一份《人民日報》，其餘的竟都是為我訂的。就有鄰居大媽不解地問我母親：“你怎麼那麼捨得為兒子花錢啊!你看你，自己穿得這麼破舊，家裡連套沙發椅也不置!”母親回答得很坦然：“他喜歡啊!這個愛好，盡著他吧!”

一九五九年，我被北京師範專科學校錄取，勉勉強強地去報了到。我感到“不幸的萬幸”是，這所學校就在市內，因此我覺得還可以大體上保持和上高中差不多的生活方式——晚上回家吃飯和睡覺。我滿以為，母親會縱容我“依然如故”地那樣生活。但是她卻給我準備了鋪蓋卷和箱子，顯示出她絲毫沒有猶豫過。母親不僅把我“推”到了學校，而且，也不再為我負擔那些報刊的訂費，我只能充分地利用學校的閱覽室和圖書館。

一九六○年春天，有一個星期六我回到家中，一進門就發現情況異常，在準備搬家似的……果不其然，父親奉命調到張家口一所軍事院校去任教，母親也隨他去。我呢？父親和母親都絲毫沒有猶豫地認為，我應當留在北京。問題在於：北京的這個家，要不要給留下？如果說幾間屋都留下太多，那麼，為什麼不至少為我留下一間呢？但父親卻把房全退了，母親呢，思想感情和父親完全一致，就是認為在這種情況下，我應當開始完全獨立的生活。父親遷離北京的那周的星期六下午，我忽然意識到我在北京除了集體宿舍那張上鋪位，再沒有可以稱為家的地方了!我爬上去，躺到那鋪位上，呆呆地望著天花板上的一塊汙漬，沒有流淚，卻有一種透徹肺腑的痛苦，難以言說，也無人可訴。

一九六六年春天，我在北京一所中學任教。就在那個春天，我棉被的被套糟朽不堪了，那是母親將我放飛時，親手給我縫制的被子。它在為我忠實地服務了幾年後，終於到了必須更換的極限。於是我給在張家口的母親寫信要一床被套，這對於我來說是自然到極點的事。母親很快寄來一床新被套，但同時我也就接到了母親的信，她那信上有幾句話我覺得極為刺心：“被套也還是問我要，好吧，這一回學雷鋒，做好事，給你寄上一床……”睡在換上母親所寄來的新被套裡，我有一種悲涼感：母親給獨生子寄被套，怎麼成了“學雷鋒，做好事，”仿佛是“義務勞動”呢？現在我才憬悟，母親那是很認真很嚴肅的話，就是告訴我，既已將我放飛，像換被套這類的事，就應自己設法解決。她是在提醒我，“自己的事要盡量自己獨立解決”。

母親將我放飛以後，我離她那雙給過我無數次愛撫的手，是越來越遠了，她所給予我的種種人生啟示，竟然直到今天，仍然能從細小處，挖掘出珍貴的寶藏……誰言寸草心，報得三春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