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杲(公元1180 - 1251)，字明之，號東垣，後人多尊稱為「東垣老人」。中醫史上的「宋元四大家」之一。他祖輩世代居住在真定(今河北省正定縣)，在漢初稱為東垣縣，因此他取了這個古地名作為自己的號。他祖輩家中富有錢財，在大定初年(公元1161年後)核查真定、河間兩路(「路」是當時行政區名稱)住戶時，李家財富在兩路中居首位。 李東垣小時候就和一般孩子不同。長大後，言語忠誠有信用，行為敦厚令人敬重。他在人際交往上很謹慎，與人接觸時沒有開玩笑的話。市面上眾人以為可資娛樂的場所，他從未去過，似乎天性生來就是這個樣子。朋友們中有些人妒忌他，就在一起秘密的商議，讓妓女們去調戲他，有個妓女牽扯了他的衣服，他便當即憤怒的責罵，並把衣服脫下來燒了。在鄉里的豪紳接待派往金國的使臣時，作為南宋使臣的府尹聽說他年紀輕輕便有高尚的操守和品行，就暗示妓女強勸他喝酒。他推脫不了，就稍微喝了一點，立刻就大吐著退出去了。其自我珍愛到了如此的程度。
他跟王從之翰林學習《論語》、《孟子》，跟馮叔獻翰林學習《春秋》。他家宅院內有塊空地，就用來建造了書院，以便接待儒士。他家裡每天有許多名士來拜訪。有些人生活有困難，他都一一周濟。泰和年中(公元1204年左右)，農業收成不好，很多災民逃荒到他家鄉，他都竭盡全力賑救，有許多人因此而保全了性命。
東垣的母親王氏臥病不起，讓鄉里的好幾個醫生來救治。是寒證還是熱證，他們的說法都各不相同，各種藥物都用遍了，也無濟於事，最後連什麼病都沒弄清楚就死去了。東垣痛悔自己不懂醫而失去了親人，於是立下志願說：「如果遇到高明的醫生，一定要努力學醫，以此永誌自己的過失。」聽到易州的張元素先生，人稱「潔古老人」，醫術聞名天下，他就進獻了很多錢物去拜他為師。幾年以後，他就全部掌握了張元素的醫術。
他向國家交納錢財買到了一個官職(當時國家允許)，監察濟源地方的稅收。那一帶的百姓感染了當時的流行疫病，即俗稱的「大頭瘟」。醫生們查遍了方書，找不到與大頭瘟對證的方藥。於是醫生們根據自己的見解，胡亂的給病人服瀉下藥，沒有效果。再瀉下，病人就一個個的死亡。醫生們不認為是自己的過失，病人也不認為是醫生治錯了。東垣獨自在心中悲傷而哀憫，於是廢寢忘食，對疾病循其流而溯其源、察其標而求其本，終於創製了一個藥方。給病人服用後，居然有效果。他便特的把此方刻寫下來長期保留，並且印刷後張貼在人群聚居的地方。服用此方的病人沒有一個不見效的。當時人們認為是神仙傳授的藥方，就把它刻在圓頂的石碑上。
李東垣家中很富足，用不著以醫技謀生，又加上他看重自己的品行操守，因此不輕易屈尊為人治病，人們也不敢把他叫作醫生。就是那些士大夫得了病，如果不是非常危急，迫不得已，通常也不敢請他來診治。他最初也沒有把醫作為名份的事，許多人也不知道他精通醫學。後來，他因躲避蒙古軍隊入侵而到了汴梁，於是才憑借醫術結交了一批公卿官僚。他治病時效果顯著的驗案另有書籍記載，下面只是載於史書中或出於名家手筆的幾個驗案。
北京人王善甫，是京都的酒官，得了小便不通的病，眼珠子凸出，肚皮脹大得像鼓一樣，膝蓋以上的皮肉堅硬得像要裂開一樣，不能吃不能喝。其他的醫生們用了甘淡滲洩的利尿藥也沒有見效。李東垣對那些醫生說：「這個病很深沉了啊。《內經》有言：膀胱是津液之府，必須得氣化才能排泄小便。現在用了滲洩小便的藥劑，病反而加重了，那是因為氣不化的原因。啟玄子說：『沒有陽的，陰無法生；沒有陰的，陽無法化。』甘淡滲洩的藥都是陽藥，只有陽沒有陰，陽又怎麼能化呢？」第二天，李東垣用了陰藥給病人服用，結果只服了一劑藥，病就好了。
西台掾的蕭君瑞，二月中得了傷寒發熱，醫生給他開了「白虎湯」，結果病人的面色變得墨一樣的黑，原來的證狀看不到了，脈象沉細，小便失禁。李東垣開初不知道醫生用的什麼藥，等到診斷以後，便說：「這是在立夏前誤用白虎湯造成的錯誤。白虎湯大寒大涼，不是行經氣的藥，只能寒腑藏之氣，如果不善於運用，就會使傷寒本病隱伏在經絡之間。有的人又用大熱之藥去補救，就傷陰氣，又會變生出其他病症來，這不是補救白虎湯的辦法。我要用，就用升陽氣、行經氣的溫藥。」有人詰難他說：「白虎湯是大寒之劑，不用大熱藥怎麼能補救，你那樣治怎麼行？」李東垣說：「病隱伏在經絡之間，陽氣不升經氣就不行，經氣行以後本證又會顯現出來了。本證又有什麼難治的呢？」後來果然像李東垣說的那樣把病治好了。
魏邦彥的妻子，突然間眼睛里長翳子，從下而上的長，顏色是綠的，腫痛得無法忍耐。李東垣說：「翳子從下而上的長，可知病是從陽明經來的。綠色不是五色中的正色，那是肺與腎共同生病而起的邪氣。」於是就瀉肺、腎的邪氣，並用入陽明經的藥作為佐使藥。服藥後本來已經見效了，後來病又復發了三次，並且隨著邪氣所來的經脈不同而翳子的顏色也各不相同。李東垣便說：「各條經脈都屬於眼目，經脈有病則眼目相隨。這一定是經絡不調，(月)經不調，則眼目之病好不了。」一問之下，果然是那樣。於是象李東垣所說的那樣去治療，病就不再發作了。
馮叔獻的侄兒馮櫟，年紀才十五六歲，得了傷寒病，眼睛發紅而突發性的口渴，脈搏每息達到七八至。有個醫生要用「承氣湯」施行下法，已經煮了藥，剛好碰到李東垣從外面來，馮家就把情況告訴了他。李東垣切脈後嚇了一大跳，說道：「這個娃娃差點被殺了。《內經》有言：『脈搏的次數，快急都是熱的表現，遲緩都是寒的表現。』現在脈來八九至，是熱到極點的現象。而《會要大論》說：『有的病，脈象與病相吻合，而病卻向反方向發展，是怎麼回事呢？脈的至數與病相吻合，但手按在脈上沒有鼓蕩的力量，且所有陽經的經氣都這樣。』如果這樣，病就已經傳變而成為陰證了。叫人拿乾薑、附片來，我要用『熱因寒用法』來治療。」藥還沒有準備好，病人的爪甲就變了色(顯出寒證)，立刻服了八兩藥，一會兒出了汗病就好了。
陝帥郭巨濟得了偏癱的病，兩個腳指頭貼在足底不能伸直。李東垣用長針刺他的委中穴，一直深刺到骨頭都不知道痛，出了一二升血，顏色象墨一樣黑，並且又用「謬刺」的手法(刺絡脈，左痛刺右，右痛刺左)針刺。這樣刺了六七次，服了三個月的藥，病就完全好了。
裴擇的妻子得了寒熱病，月經不來已經有幾年了，並且已經出現了喘嗽的症狀。別的醫生都給她服蛤蚧、肉桂、附子之類的熱藥。李東垣說：「不是這樣的。她的病在陰份而與陽氣相搏，溫熱藥使用過份了，因此沒有益處反而有害。給她服涼血的藥，月經就會來了。」後來果然是那樣治好了。
宣德的侯經略，他的妻子得了崩漏病，醫生們都治不好。李東垣切了她的脈，用紙把她的症狀一條一條的寫下來，多到四十多種。給她服藥後，第二天就減少了二十四種。前後服了五六天的藥，病就好了。侯經略給了李東垣很豐厚的報酬以示感謝。
李東垣治病的情況大都像這個樣子。他特別擅長於傷寒、癰疽、眼科疾病。當時的人都把他看成神醫。他所著的醫書，也在世間得到廣泛的流傳。
壬辰(公元1232)年間，他渡黃河北上，暫時居住在東平，直到甲辰年(公元1244)才返回鄉里。有一天，他對友人周德父(字都運)說：「我老了，想把醫術傳給後世，卻很難找到一個合適的人，怎麼辦啊？」德父說：「廉台的羅天益(字謙甫)，性情品行敦厚樸實，常常遺憾自己所學的醫術不精純，有志於學習，你想傳授醫道，這個人大概可以了吧。」後來有一天，周德父和羅天益一起來拜見東垣。東垣一見面就問：「你是來學習賺錢的醫生呢，還是來學習傳授醫道的醫生呢？」羅天益說：「只是傳授醫道罷了。」於是便跟著東垣學習，日常的飲食用品，都由東垣供給。學習了三年後，為嘉獎他長期學習不倦的精神，東垣給他二十兩白銀，說：「我知道你生活境況很艱難，恐怕你思想動搖，半途而廢，可用這些銀子作你妻子兒女的生活費用。」羅天益百般推辭不接受。東垣說：「我連醫道這樣的大事都不吝惜，怎麼會吝惜金錢這些小事呢？你不要再推辭了。」
臨終前，東垣把自己一生中的著述清理校勘，分卷裝函，按類編輯，排列在書案上，囑咐羅天益說：「這些書交給你，不是為了我李明之，也不是為了你羅天益，而是為了天下後世之人，千萬不要湮沒了，要把它們推廣施用下去。」東垣於辛亥年二月二十五日去世，享年七十二歲。
李東垣對《黃帝內經》、《黃帝八十一難經》等古典醫籍有很深刻的研究，他的許多創造性的醫學理論，都是在《黃帝內經》的基礎上結合自己的實際經驗而總結出來的。
當時社會環境因戰亂等因素而很不安定，由於精神刺激、飲食不節、起居不時、寒溫不調等原因引起的疾病很多，這些病用治傷寒的方法往往治不好。李東垣從實踐中體驗到這些疾病的致病因素都能耗傷人的元氣，成為內傷病的病因，因此提出了「內傷學說」。以後，病分「外感」、「內傷」就成了後世醫家辨證的一大原則。
李東垣對「脾胃」在人體健康中的重要作用有著獨特而深刻的見解。他在張元素的臟腑病機學說的啟發下，結合《黃帝內經》中「人以水谷為本」、「有胃氣則生，無胃氣則死」之說，認識到脾胃對於人體生理活動最關緊要，提出了「內傷脾胃，百病由生」的理論。而內傷脾胃的病因，他認為是「先由喜、怒、悲、憂、恐，為五賊所傷，而後胃氣不行，勞役飲食繼之，則元氣乃傷」。可見他已經認識到了，人的情志變化等精神因素在脾胃內傷的發病過程中起著先導的作用，而形體勞役過度、飲食不節，則是另外兩個重要的致病因素。
李東垣的著作，除了三十多萬字的《傷寒會要》外，主要還有《醫學發明》、《脾胃論》、《內外傷辨惑論》、《蘭室秘藏》、《此事難知》、《藥象論》等書。其中《脾胃論》、《內外傷辨惑論》和《蘭室秘藏》對後世醫家影響很大。特別是《脾胃論》，不但創立了中醫史上的「補土派」(又稱「溫補派」)，對臟腑辨證和三焦辨證的診治方法提供了理論基礎，而且為後世儒醫把儒家學說攙入醫理大開方便之門。「調理脾胃為醫中之王道，節戒飲食乃卻病之良方」，已成後世儒醫之箴言。
參考文獻
- 硯堅：《東垣老人傳》，選自《醫史》，李濂撰；
- 《元史·列傳第九十 (方伎)》，明·宋濂撰；
- 《傷寒會要》引，選自《遺山集》卷37，金·元好問撰；
- 《中國醫學史講義》，北京中醫學院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