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第二次回到上海來,坐在你從前常常坐的沙發上,望著油漆剝落的牆壁和塵封的書架,我仿佛做了一場大夢。夢醒了。我疲倦。我閉上眼睛。我想休息。可是你來了,你站在我的面前。我睜開眼睛,我覺得你坐在寫字台前,背向著我,埋著頭在寫什麼東西。我站起來,我想喚你,我要像從前那樣地和你談話。我先咳嗽一聲。你的影子沒有了。寫字台前空空的沒有人。屋子裡這時候除了我,也沒有別的人。我喚你,聽不見回應。我提高聲音再喚,那空虛的聲音使我自己也吃驚。我用不著再騙自己了。我看見你病,我看見你躺在死床上,我看見你的棺木入土。我還能夠在什麼地方找到你呢?

我痛苦地、無可奈何地嘆了一口氣。我又在沙發上坐下。我真應該休息了。我倦得很。我又閉上眼睛。可是我的腦子不肯靜下來。它動得厲害。二十三年前的情景在我的眼前出現了。

兩個年輕的孩子(不,那時候我們自以為是“飽經憂患”的大人了)懷著一腔熱情,從家裡出來,沒有計劃,沒有野心,甚至沒有一個指導我們的師友,我們有的只是年輕人的勇敢和真誠。一條小木船載走了我們,把我們從住慣了的故鄉,送入茫茫人海中去。兩隻失群的小羊跑進廣大的牧野中了。現在大概沒有人記得我們當時那種可憐而可笑的樣子,可是近幾年來在重慶和桂林,每當寒風震搖木造麟房時,我總會想起在南京北門橋一間空闊的屋子裡,我們用小皮箱做坐凳,借著一盞煤油燈的微光,埋頭在破方桌上讀書的情景。我們在那間空闊的屋子裡住了半年,後來又搬到前面另一間狹小陰暗的屋子裡住了一年。在那些日子,我們沒有娛樂,沒有交際,除了同寓的三四個同鄉外,我們沒有朋友。早晨我們一塊兒去上學,下課後一塊兒從學校走回家。下雨的時候,我們兩個人撐著一把傘,雨點常常打濕了我們的藍布長衫。夏天的夜晚我們睡在沒有帳子的木板床上,無抵抗地接受蚊蟲的圍攻。我們常常做夢,夢是我們的寂寞生活中惟一的裝飾。此外就是家信。在故鄉的家裡還有我們的大哥。他愛我們,我們也愛他。他是我們和那個“家”中間的惟一的連鎖。他常常把我們的心拉回去又送出來。每個星期裡他至少有一封信來,我們至少也有一封信寄去。那些可祝福的信使我們的心不知奔跑了多少路程。我們並沒有把那一年半的時光白白浪費,我們的確給自己的腦子裡裝進了一些東西。於是安靜的日子完結了。在學校生活結束以後,我開始了漂泊的生活。那天你在浦口車站送我上火車,你溫和地微笑著,囑咐我“小心飲食,注意身體”。你的友愛溫暖了我的心,在我跑了好些地方,碰了若干次壁,甚至在我靠著兩個小面包和一壺白開水度日的時候,我想到你,我還覺得自己有著無比的勇氣。我不肯讓你知道我真實的生活情況,我不願使你為我的苦惱分心。固然你一直過著安定的生活,但你的日子也並不是快樂的,況且你的心很細,你顧念別人常常多於顧念自己。以後無論在東吳或者燕京,你都是過著一種苦學生的生活,有時你還不得不做家庭教師,領一筆微小的薪金來繳納學費。你從不羨慕別人的闊綽,也沒有為自己的貧苦發過一句牢騷。我的生活方式連累了你,我這個叛逆使你也失去了家人的信任。“家”漸漸地跟你離遠了,信函的往來也常常中斷。你心中的寂寞是可以想到的。你最後一年的求學生活應該是怎樣痛苦的掙扎啊。但是你終於帶著孤寂的微笑熬過去了。

畢業改變了你的環境,也給你帶來一線的希望,你可以“自食其力”了。你找到了職業:天津南開中學的英文教員——雖然待遇不好,但是這與你的興趣相合。你借了債,做了兩套可以穿上進課堂見學生的西服。你還為自己訂下了一些未來的計劃。可是打擊來了。大哥突然服毒自殺,留下一個破碎的家。“家”需要我們。你毅然挑起這個擔子,你按月寄款回去。你有限的收入變得更“有限”了。那些未實行的計劃像空中樓閣似的一下子完全消失了。一塊大石頭壓到你那剛剛昂起的頭上,從此就沒有看見你再抬起它來。像一隻鳥折斷了翅膀,你永遠失去高飛的希望了。

你默默地忍受一切。或者更可以說,你放棄了一切。你在南開中學的宿舍裡住了十年。你過得不算太苦,但也並不舒適。看電影是你惟一的娛樂。天真的年輕學生是你的朋友,他們給你的單調生活增加了色彩,他們敬愛你,你也喜歡他們。可是沒有人知道你的內心。我到天津去看過你三次,最後一次卻只住了一個夜晚。我看出你的疲倦、寂寞和衰老。我屢次想和你談你自己的事,可是我始終無法打開你的心。你關心我倒多過關心你自己。有時我逼著問你,你總是拿“這又有什麼辦法呢?”一句話來封我的嘴。講話時你常常帶著笑容,但你的微笑是寂寞的、疲倦的。不知是什麼東西消磨盡了你的勇氣和熱情,你不訴苦,但是你也不再掙扎。你默默地過著這平凡而和平的生活。可是你的臉頰卻漸漸地消瘦,身體也漸漸地壞下去。離開你時,我總擔心是否還能夠和你再見。第二次我來到你的身邊,你還是帶笑地說你過得很好。但是你真的過得“很好”麼?

十年畢竟過去了。為了換取這漫長的歲月,你不知花了多大的代價。抗戰後第二年秋天我從香港寫信約你到上海,起初你還說打算再做一年教員,後來你改變了主意,離開大水中的天津來上海了。我比你早一個月回到上海,卻一直沒有得到你動身的消息。有一天下午我在樓上聽見了你的喚聲,我從窗裡伸出頭去,你站在大門前也正仰起頭來看我。是那樣一張黑瘦的面孔!我差一點兒不認識你了。

我握著你的手,我對你說我要讓你在上海過幾年安靜的生活,你默默地點點頭。我們在一塊兒住了十個月,你得到了休息,但是沒法治好你心上的創傷。音樂和翻譯工作做了你排遣寂寞的工具。對工部局交響樂隊星期日的演奏會你從沒有缺過席,西洋古典音樂的唱片更是你分不開的伴侶(你尤其愛好聲樂,自己也喜歡唱歌)。崗察洛夫的名著《懸崖》在這十個月中譯成了,你又開始作翻譯《奧布諾莫夫》的準備。可是這一切並沒有減輕你的寂寞,相反的它們還使它增多。你的生活圈子似乎變得更狹小了。

我在法國戰敗後一個月離開了上海。你把我送上直航海防的輪船。開船時,我立在甲板上對你揮手,在你旁邊還站著後來被日本人捉去至今生死不明的友人陸聖泉。你在岸上對我微笑,聖泉也對我微笑。我當時哪裡想到這便是映入我眼裡的你們兩人最後的笑容了!

一眨眼就是五年,這五年中間我們整整有二三十個月不曾通過一封信。日本兵佔了上海租界,普遍的迫害開始了。聖泉遭了毒手。你小心,我也不願給你招來意外的麻煩。在桂林我還接過你的短函,在重慶我卻無法知道你的生活狀況。路完全隔斷了。後來我才聽說你也在暗中打聽我的消息,你也許擔心我在湘桂大戰中做了一件不值得的犧牲品。事實上我卻很健壯地活在重慶。

“勝利”意外地來了。我最大的快樂就是我可以和留在上海的你們見面。我打了電報去上海。回電說你大病初愈,聖泉下落不明。你要我即刻去滬。可是交通工具全被“官”字號的人佔去了,我們這類於抗戰無功的人是沒有資格“復員”的。我等待著。等了兩個多月,我趕到上海,你已經躺在病床上了。據說你是在兩天以前才病倒的。病勢不重,就是體力太差;上次的病是肋膜炎,還經過危險期,在床上躺了兩個多月,靠著朋友一家人的照料,終於好了起來。

那個晚上我們睡在一間屋子裡,你很興奮,拉著我談了許多話。我要你休息,勸你少講話。你說你不累,你一定要跟我談個痛快。你還說,每天談幾段,談兩個星期便可以把你想說的話談光。我一定不讓你多談,我說有話等你病好了慢慢講。

我在上海住下來,我過的仍舊是忙亂的生活。我還避免和你單獨談話的機會,我害怕多說話使你傷神。你說你的病不要緊,我也以為你的病不要緊,你需要的只是休息和營養。我相信你不久便可以好起來。並且看見你在朋友家裡得著很周到的看護,我十分放心。每天大清早,我剛睜開眼睛就聽見你在病床上自語:“好多了,好多了。”那是你量過溫度後用高興的聲調說的話。我也高興,又蒙著頭睡去了。我萬想不到你這樣騙了你自己,也騙了我。但我的疏忽是應該受指責的。我起初並沒有注意到你病勢的加重,後來還是一個朋友提醒了我,要我送你進醫院去。我的勸告你不肯接受,我又無法強迫你做你不願意做的事。我向你談過幾次,都沒有用。最後你回答我:“過兩天再說。”這樣又拖了兩天。終於你認輸似地說了出來:“那麼還是早進醫院罷,今天我覺得體力不成了,起床大便都感到吃力了。”

靠著另一位朋友的幫忙,第二天你便住進了醫院。你喜歡靜。病房外面便是一個幽靜的小花園。透過玻璃窗你可以望見一片綠色。關上房門,屋子裡沒有一點兒聲音。“三哥,你滿意嗎?”有人問你。“滿意。”你點頭回答。我們預備讓你在這地方至少住兩個月。誰也沒有料到,你就只有七天的壽命。

在這七天中你似乎並沒有痛苦。對於詢問你病狀的人,你總是回答:“蠻好。”就在你臨死的前兩天,你還是覺得自己“蠻好”。沒有呻吟,沒有叫號,你安靜地躺在床上,並不像一個垂危的病人。那個晚上,我在病房裡陪了你一個整夜,你時眠時醒,好像要對我說什麼話,卻始終講不出來,我聽見的只是一些斷續的字。你似乎有些激動。可是第二天你又得到了安靜的睡眠,而且清醒地對我們講話。看得出來你的精神更差了。我們雖然擔心你的體力支持不下去,卻沒有想到你那麼快就離開我們。你自己不相信你會死,我們也不相信你會死。可是死突然來把你抓走了。

你死的時候我不在你身邊。早晨我剛起床就得到醫院裡來的電話。“三哥完了。”一個朋友這樣告訴我。我沒有流淚,站在電話機前我不知道應該做什麼好。我把這個消息轉告朋友的太太,她立刻哭起來。這個好心的女人,這些年來她一家人在最黑暗的時期中給了你友情的溫暖。為了挽救你的生命,他們已經盡過力了。

我趕到醫院。病房的門大開著,你靜靜地睡在床上,白色被單蓋著你的身子,我揭開面紗,看你的臉。一夜的工夫,你變得這麼瘦,這麼黃,這麼衰老!兩眼緊閉,臉頰深陷,嘴微微張開。我站在床前,咬著嘴唇,我在心裡講了一句話,我等著你的回答。

你沒有聲音。朋友把面紗給你蓋上。另一個友人帶來兩束鮮花放在你的身邊。看護小姐要我們退出病房。我們站在窗前階上等候殯儀館的柩車。這等待的時間是很痛苦的。我們誰都不願講一句話。我不平地問著自己:這就是死麼?你一生就這樣地完結了麼?我不忍回答。死毀壞了一切。你原說過你等著我回來有許多話要對我講,有一些夢要我幫你實現。現在這一切都成了一陣煙,一陣霧。你沒有能講出什麼來,也不曾從我這裡得著什麼安慰。你默默地走了。據那個朋友說,你臨死時只發出一聲輕微的嘆息。

下午兩點鐘你的遺體在上海殯儀館中入殮。九天後我們把你葬在虹橋公墓。活著你是孤零零一個人,死了你也是孤零零一個人。你留下兩部未完成的譯稿(崗察洛夫的名著《奧布諾莫夫》和威爾斯的長篇小說《莫洛博士島》),一部已譯完待整理的中篇小說《女巫》(亞-庫普林著),一本已付印的三幕劇《戰爭》,一本法國通俗小說《無名島》,和十多篇零碎的短篇譯文。此外便是朋友和學生對你的敬愛的紀念了。

從墓地回來,我非常疲倦。我已決定兩天以後回重慶去。我坐在你住了五年的樓房裡,回想著我這一個月來的上海生活。我來,我去,你病,你死,一切都是這麼匆匆。我再想到在這短短的聚合中你對我說過的那些話,那些事,我才明白你是這世界上最關心我的一個人。可是在我多麼需要你的時候,你卻永遠離開我去了。

“活了四十多年,沒有做出什麼事情,這是多可悲的事。”你對我說過這樣的話。可是你死得並沒有遺憾。你活著時沒有害過誰,反而常常把你有限的收入分給別人。你做過十年的中學教員,不少的學生得過你的益處,他們常常帶著敬愛談起你,但是你自己卻喜歡謙遜的平凡生活,始終不讓人把你看做青年的導師。你像一根火柴,給一些人帶來光與熱,自己卻卑微地毀去。你雖然默默無聞地過了一生,可是你並沒有白活。你悄悄地來到這個世界,又悄悄地走了。你不願意驚動別人,但是你卻播下了愛的種子。再過四十年你的紀念也不會死的……

我睜開眼睛,屋子裡還是靜靜的。有人在二樓講話,還有人在笑。在半年的時間裡我又經歷了過去二十三年的悲歡。現在是你死後的第六個月了。我侄女說:“我要到下面去找我的爹爹。”現在她已經做了兩年小學教師,卻始終得不到跟你見面的機會,而且永遠不會有這樣的機會了。我不願傷害她的心,把你的死訊瞞著她。但是她那敏感的心已經猜到了一切。人告訴我,有好幾個星期天,她回到家裡不笑,也不講話,最後她生母問她為什麼不給她的“爹爹”寫信,她哭著回答:“用不著了。”她知道她一切的夢全破了。為什麼不讓她和你見一面,住一個時候?為什麼不給她一個機會,讓她對你傾吐她的胸懷,敘說她的夢景?她喜歡音樂,像你一樣;她熱誠待人,像你一樣;她正直,她無私心,也像你一樣。你們在一塊兒,應該是一對最理想的父女。為什麼她這個小小的要求也不能夠得到滿足?讓她在這樣的年紀就嘗到永不磨滅的悲哀?

沒有人來回答我這些不平的疑問。你已經和平地安息了。可是那個善良的孩子前面還有長遠的歲月。她最近還來信訴說她的悲痛。我無法安慰她。我希望你的紀念能夠給她勇氣,使她好好地活下去,讓她能夠得到一般年輕人應當享受的人間幸福。可憐的孩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