鑒真，是我國唐代赴日本傳戒並首創日本律宗的高僧。唐垂拱四年（688），生於揚州江陽縣，俗姓淳於，十四歲從智滿禪師出家為沙彌，神龍元年（705），從光州道岸律師受菩薩戒，景龍元年（707），遊學東都洛陽，繼入西京長安，次年，於長安實際寺從恒景律師受具足戒。這兩位律師都是當時的律宗大德。道岸（654—717）是繼承道宣的弟子文綱（636—727）大興南山律宗於江淮的人（《宋高僧傳》卷十四）。恒景（634—712）初從文綱受律學，後來又到荊州玉泉寺研究天臺止觀，有名於時（《宋高僧傳》卷五）。鑒真受了這些名師的熏陶，數年之間便通達了三藏教法。後來他又從融濟研習道宣的《四分律行事鈔》、《羯磨疏》、《量處輕重儀》；從義威、智全、大亮等鑽研了相部律宗法礪的《四分律疏》。融濟是南山道宣的高足，義威是道岸的弟子，大亮是法礪弟子滿意的法嗣。這些師承關係和律學修養，是鑒真後來在傳持律學上能有重大成就的增上因緣。
開元二十一年（733），鑒真四十六歲。這時他已經學成名立，於是自長安回到揚州，先後十年間在江淮地區努力講律傳戒，聲名遠播，成為當時道岸之後獨步江淮的律學大師。《宋高僧傳》說他有著名弟子三十五人，各自倡導一方，共弘師教。他同時建造了許多寺院和佛像，書寫過三部大藏經，又興辦救濟孤貧疾病等社會事業，並曾親自為病者煎調藥物。在長期從事這許多活動中，他掌握了當時許多方面的文化成就，積累了不少實際的領導經驗，團結和培養了一批有專門造詣的工技人才。這一切都為他後來東渡日本準備了有利的條件。
日本的學問僧榮睿和普照等於開元二十一年隨遣唐大師丹墀真人廣成來中國留學。他們同時負有邀請中國傳戒師東渡日本傳戒的任務，乃先請洛陽大福先寺道璿律師（702—760）乘了日本副使的船先行赴日，為正式傳戒作準備。
到了天寶元年（742），榮睿、普照留學中國已經十年了，他們始終不忘請師傳戒的使命，為此做了許多努力。他們托宰相李林甫之兄林宗寫信給揚州倉曹李湊，請他造船備糧，以備東渡，同時邀請了西京僧道航、澄觀，東都僧德清，高麗僧如海，與日本同學僧玄朗、玄法同下揚州，訪謁鑒真。這一年十月，鑒真正在揚州大明寺為眾講律，榮睿和照照前往參見，懇切祈請東渡傳戒。當時鑒真回答，日本是「有緣之國」，便問弟子們有誰願意應請到日本國去傳法。大眾默然良久，無人對答。於是弟子祥彥說，日本和中國，隔著大海，路途危險，前往者很少能夠安全到達，而我等「進修未備，道果未克」，所以大家不敢表示。鑒真說：「為是法事也，何惜生命？諸人不去，我即去耳！」弟子們經他這樣激勵，祥彥首先表示願意隨師同去。接著表示願意隨去的有道航、思托等二十一人。
鑒真接受邀請，決心東渡之後，便立即著手籌劃，於當年冬天進行造船及他他準備工作，其間得到了李湊的協助。到第二年春天定期出發之前，道航認為這次東行是為傳戒法，去的僧人要求品行端嚴，提議不讓如海等少學的人同去。這件事引起了如海極大的不滿，便向淮南採訪廳誣告道航造船入海和海賊勾結，因而鬧出了一場大風波。經州官調查結果非實，只將所造的船沒收，雜物還與僧人，如海坐誣告罪，榮睿和普照依例遣送回國。這是鑒真東渡第一次的挫折。
榮睿和普照因為沒有達到目的，便讓玄朗和玄法先回日本，他們二人在克服了許多困難之後再去懇求鑒真。鑒真便安慰他們，並表示要積極創造條件，以求達到目的。同時托人買得嶺南道採訪使劉臣鄰的軍用船一隻，雇得乘務員十八人，備辦大量的佛像、經典、法器、名香、錢幣、羅袱頭、麻靴、糧食、藥物、蔗糖等，和祥彥、道興、德清、榮睿、普照、思托等十七人，連同琢玉匠人、畫師、雕鏤、鑄寫、刺繡、修文、鐫碑等工手共有一百八十五人，於天寶二年（743）十二月乘船東下。船到了狼溝浦就被惡風急浪打破了。這是第二次的挫折。鑒真和隨同人員涉寒潮上岸，經過一番艱苦努力，修理了船再走，到下嶼山住一個月，待得好風出發，擬到桑石山，又被風浪打壞了船，幸而人員沒有傷亡，但水米俱盡，饑渴三日，得到當地州官救濟，被安置於明州（今寧波）阿育王寺，那時是天寶三年（744）的初春。這是第三次的挫折。
這時越州（今紹興）龍興寺僧眾聽到鑒真在明州，便首先請他去傳戒；杭州、湖州、宣判（今宣城）各寺也都來請講律，他依次巡遊開講授戒，然後又回到阿育王寺。有些越州弟子捨不得他出國，就向州官控告榮睿引誘鑒真要去日本，榮睿因而被逮，解送長安，途經杭州，以臥病假釋醫療，經過許多周折，方得脫難。鑒真看到榮睿、普照二人備歷艱辛，毫無退悔，深嘉其志，就派法進等三人到福州去買船，並置辦食糧用品。他自己率領祥彥、榮睿、普照、思托等三十餘人離阿育王寺巡禮天臺山，經臨海、黃岩，想從溫州到福州乘船出國。不料這時揚州弟子靈祐和諸寺負責人商議說：「我大師和上發願向日本國，登山涉海數年艱苦，滄溟萬里，死生莫測，可共告官，遮令留住。」於是請得江東採訪使下牒諸州，派遣差使，追蹤攔截。鑒真於是在被嚴密防護之下送回揚州本寺。據《東征傳》記載，當時諸州道俗，聞大和尚還至，競來供養慶賀，獨大和尚憂愁不樂，呵責靈祐，數月不見笑容，靈祐和諸寺負責人不斷懺悔禮謝，始勉為開顏。這是鑒真東渡第四次挫折。
天寶七年（748）春，榮睿、普照從同安郡來揚州，這時年已六十的鑒真仍然充滿信心，重作東渡準備，積極造船，備辦百物，一如天寶二年所備。揚州道俗，一再受到鑒真的啟發與感動，發心隨行的，有祥彥、神倉、光演、頓悟、道祖、如高、德清、日悟、思托等十二人，連同榮睿、普照共十四人，水手十八人，及其餘樂於相隨的共三十五人。六月甘七日從揚州出發，至常州界狼山便遇風浪，後來至越州界三塔山和暑風山各停住一月。十月間再行啟航，不久怒濤又至，在海上漂流十四日，經過無數險阻，竟被漂到海南島的振州（今崖縣）。在那裏得到地方官員的護送，東行經萬安州（今萬寧），然後取道澄邁渡海至雷州。從此經廣西的藤州、梧州而至桂州，在這裏留住一年，然後受請赴廣州。至端州龍興寺，日僧榮睿以屢經艱險，因患重病，奄然遷化，鑒真哀慟悲切，送喪而去。至廣州住了一春，又往韶州，停住開元寺。 普照在這裏辭別鑒真，向嶺北去明州阿育王寺，臨別，鑒真和普照執手悲泣。此時鑒真感慨過海傳戒之本願不遂，悼念榮睿之為法忘軀，葬身異域，加以受了旅途的熱氣，眼病突發，遂至失明，那是天寶九年（750）。後經大庚嶺至江西虔州，次至吉州，，他的高足祥彥又死於船上。北行經江州（今九江）乘船到江甯（今南京），弟子靈昇遠迎到棲霞山，旋即重返揚州。此番水陸往返一萬餘裏，費時最久，顛沛最甚。這是第五次的挫折。
鑒真最後的一次東渡是天寶十二年（753）十月，這時他已六十六歲了。這一年日本遣唐大使藤原清河、副使大伴宿禰胡□、吉備真備、安倍朝衡等到揚州來訪鑒真，更請東渡傳戒，他即毅然允許，乘日本使船出發。同行的有揚州白塔寺僧法進、泉州超功寺僧曇靜、台州開元寺僧思托、揚州興雲寺僧義靜、衢州靈耀寺僧法載、竇州（今廣東信宜縣）開元寺僧法成等十四人、藤州通善寺尼智首等，三人、揚州優婆塞潘仙童、胡國人安如寶、昆侖國人軍法力、瞻波國人善聽共二十四人。帶去的經像法物有：如來舍利、彌陀、藥師、觀音、彌勒等造像，金字《華嚴經》、《大佛名經》、《大品經》、《大集經》，南本《涅槃經》、《四分律》，法礪、光統《四分律疏》，天台《止觀法門》、《玄義》、《文句》、《四教儀》、《小止觀》、《六妙門》等，定賓《飾宗義記》，觀者寺亮律師《義記》，南山道宣《含注戒本疏》、《行事鈔》、《羯磨疏》，懷素《戒本疏》、《比丘尼傳》、《西域記》、《戒壇圖經》等共四十八部。菩提子、青蓮華莖、天竺革履及晉代大書法家王羲之、王獻之之真跡行書等。
這次搭乘日本使船出發，事先做了周密佈置，避免了道俗的攔阻，是時日僧普照也從餘姚趕來同行，十一月十五日由揚州出發，取道蘇州黃涸浦航，十二月七日到了日本九洲西南的益救島，二十日到達九洲薩摩國的秋妻屋浦。日本天平勝寶六年（754）二月一日到難波（今大阪），中國僧人崇道等趕來供養。四日入平城京（即奈良）日朝廷遣正四位下安宿王於羅城門外迎拜慰勞，引入東大寺安置。二月五日，鑒真等人先往日本作傳戒準備的道璿和印度菩提提仙那前來慰問。日皇的特使吉備真備宣讀詔書對鑒真表示慰勞和歡迎，並請他就東大寺設壇傳戒。同時又令僧都良辨錄諸監壇大德名單送進宮內，特授鑒真為傳燈大法師。
四月初，在鑒真的指導下於東大寺毗盧遮那大佛殿前築了一座戒壇。這座戒壇是依南山道宣的《戒壇圖經》建築的，但在第三重壇上安置著多寶塔，塔中安置釋迦和多寶二佛像，則是鑒真依據天臺宗的教理而有所改變。鑒真傳戒時，日本的天皇、皇后、皇太子以下都次第登壇受菩薩戒；又為沙彌證修等四百四十餘人授戒；大僧靈祐、賢璟、忍基等八十餘人都捨舊戒重受。這是日本佛教史上正規傳戒的開始。後來他在東大寺大佛殿西方造了一所戒壇院，四方聞名來學戒的漸多。天平寶字元年（757）日皇將故新田部親王舊宅送給鑒真作為建築伽蘭之用。鑒真即指導弟子們開工建築，至天平寶字三年（759）落成，這就是現在奈良日本律宗的本山「唐招提寺」。
鑒真從此在唐招提寺講律傳戒，極受日本朝野的尊敬。天平寶字五年（761），他又在下野的藥師寺、築紫的觀音寺各造戒壇一所。這兩所戒壇和東大寺戒壇並稱為日本三戒壇。鑒真的律學正宗南山，旁兼相部，所以日人尊他為南山系的第三祖，相部系的第五祖（凝然《律宗綱要》）。天平寶字七年（763）五月六日入滅於唐招提寺，年七十六。他的遺體荼毗後，即葬在這寺東北角的松林中。在鑒真生前，他的弟子們為他所制的夾紵坐像，至今還供奉在寺中的開山堂，視為日本的國寶。唐招提寺還藏有鑒真的《東征繪傳》五個長卷，是日本名畫家蓮行為了紀念他們東渡傳律而畫的。
鑒真自從發願東渡傳戒，受了五次航海的挫折，第六次到達日本時，前後同伴已死去36人，道俗退心的二百餘人；只有他和日本學問僧普照、天臺僧思托始終六渡，不顧生命的危險，經過十二年終於達到了赴日傳戒的目的。1963年是鑒真圓寂一千二百年，中日兩國佛教界和文化界同時舉行了廣泛、隆重的紀念活動，並互派代表參加，日本人士將鑒真事跡寫成小說，編演戲劇。中國佛教界則在日僧榮睿示寂的端州地方（今廣東省肇慶），建立了一座紀念碑。一九八○年，鑒真像回國探親，在揚州和北京都受到中國人民和佛教徒的瞻禮。通過這兩次紀念活動，加強了中日兩國佛教徒和人民的友好關係。
鑒真和他的弟子除律學之外，對於天臺宗義也深有研究，他們帶到日本去的經典中以天臺章疏為最完備。鑒真、法進、如寶、法載、思托等都先後在唐招提寺講說天臺宗義（《唐招提寺緣起略集》），因此，他們是天臺宗傳到日本的先驅者。鑒真對於建寺造像又富有經驗，隨他東渡的弟子如思托、如寶、法力等人都是精於塑造佛像的雕刻家和建造寺塔的建築家。唐招提寺的佛殿、講堂、食堂、文殊堂、不動堂、地藏堂、影堂、開山堂、藏經樓、鐘鼓樓及各堂佛像，都是鑒真及其弟子們所計劃建造的。唐招提寺之建立，成為後來日本佛教藝術的範例，平安朝以後佛教各宗大本山的佛殿建築幾乎都受唐招提寺的影響。
鑒真到日本時雖已雙目失明，但他博通三藏，而且記憶力極強。西元760年，日淳仁天皇令就東大寺校正一切經論，因為從中國傳到日本的經論，展轉抄寫，誤字不少，鑒真多憑記憶和理解加以校正。相傳他在日本刊刻了戒律三大部。鑒真又通醫學，精於本草。日本醫藥界遵奉為始祖。據日本史籍記載，當時日本人對於藥物有不瞭解的，請鑒真加以辨正，鑒真以鼻別之，無一錯誤。藤原佐世所著《日本國現在書目錄》中載有《鑒上人秘方》一卷，這是鑒真留在日本醫學上的寶貴遺產。
鑒真弟子中多長於漢學詩文，這對於古代日本漢學的風行很有影響。其中思托的詩文造詣最深，他著有《鑒真和尚傳》三卷、《延曆僧錄》一卷，可惜兩書都散佚不傳。與他同時的日本淡海真人元開所著《唐大和上東征傳》則是依據思托的《鑒真和尚傳》所載事實而寫的。法進也有著作，今尚流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