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士行是曹魏時代穎川地方人。少年出家，時當嘉年中（240—253）曇柯迦羅傳來《僧祇戒本》，並創行羯磨受戒。他依法成為比丘，與在他以前僅僅以離俗為僧的有別。從這一點上，後人也將他當作漢土真正沙門的第一人。他出家後，專心精研經典。當時最流行的譯本是《道行般若》，他在洛陽便常常講此經。但《道行》的傳譯者理解不透，刪略頗多，脈絡模糊，時有扞格。他慨歎大乘裏這樣的要點竟譯得不徹底，就發願尋找原本來彌補這一缺憾。甘露五年（260），他從長安西行出關，渡過沙漠，輾轉到了大乘經典集中地的于闐。在那裏，他果然得到《放光般若》的梵本，凡九十章，六十餘萬字（二萬餘頌）。因受到當地聲聞學徒的種種阻撓，未能將經本很快的送出，直到太康三年（282）才由他的弟子弗如檀（意譯法饒）送回洛陽。又經過了十年，元康元年（291）才在陳留界內倉垣水南寺由無叉羅和竺叔蘭譯出。而士行本人終生留在西域，八十歲病故。

從漢僧西行求法的歷史上看，朱士行可說是第一人。那時去西域的道路十分難走，又沒有人引導，士行只憑一片真誠，竟達到了目的。他為法熱忱可以和後來的法顯、玄奘媲美。他求得的經典雖只限於《放光般若》一種，譯文也不完全，但對當時的義學影響卻很大。譯本風行京華，凡有心講習的都奉為圭臬。中山的支和上（名字不詳）使人到倉垣斷絹謄寫，取回中山之時，中山王和僧眾具備幢幡，出城四十裏迎接，可謂空前盛況。一時學者像帛法祚、支孝龍、竺法蘊、康僧淵、竺法汰、於法開等，或者加以註疏，或者從事講說，都借著《放光》來弘揚般若學說。

就因為朱士行求法故事動人，後人更偽託有《朱士行漢錄》的經錄著作。此錄在隋初即已散失，費長房撰《歷代三寶記》從當時所見幾種南北朝時代經錄裏轉引了二十五條，可看出它的特徵是對漢代各譯家的重要翻譯都臆造了翻譯年代，又有些譯家像竺法蘭、康巨等也獨有它的記載。後唐代法琳《破邪論》更引用了《朱士行錄》說秦始皇時即有印度沙門來華傳法。由這些資料看《朱錄》是有意地表明佛法東傳之早，並對幾個有問題的早期譯家像迦葉摩騰、竺法蘭等說得那樣斑斑可考，這大概是南北朝時代的佛徒為了和道家校論教興年代的先後，偽造了這部經錄。現在對它的鑒別還是很重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