妻的眼睛不好，所以自從到美國，就常去看一位眼科名醫。

每次從診所出來，妻都要怨：「看了他十幾年，還好像不認識似的，從來沒笑過，拉著一張撲克臉。」

有一天去餐館，遠遠看見那位眼科醫生，他居然在笑，還主動跟妻打招呼。妻開玩笑地說：「真稀奇，我還以為你從來不會笑呢！」
眼科醫生笑得更大聲了，突然又湊到妻耳邊，小聲地說：「妳想想，看病的時候我能笑嗎？一笑、一顫，手一抖，雷射槍沒瞄準，麻煩就大了。」說完，又大笑了起來。

飯吃一半，那醫生跑過來，舉著杯敬妻。臉紅紅的，看來有幾分醉了。
喝下酒，話匣子打了開來：「妳知道在美國，醫生自殺率最高的是哪一科嗎？」
他拍拍自己胸脯：「是眼科醫生！」

停了幾秒鐘，抬起紅紅的眼睛：「想想！揭開紗布，就是宣判。看見了？看不見？你為病人宣判，也為自己宣判。
問題是，前一個手術才失敗，下一個病人已經等著動刀，你能傷感嗎？所以我從來不為成功的手術得意，也不為失敗的手術傷心，我是不哭也不笑的。只有不哭不笑的眼科醫生能做得長，也只有不哭不笑的眼睛看得清，使病人的眼睛能哭能笑。」

他這幾句話總留在我的腦海，有一天在演講裡提到，才下台，就有一位老先生過來找我。

老先生已近八十了，抗戰時是軍醫，他拉著我的手，不斷點著頭說：「老弟啊！只有你親身經歷，才會相信。那時候，什麼物資都缺，助理也沒有，一大排傷兵等著動手術，抬上來，開刀，才開著，就死了。沒人把屍首抬走，就往前一推，推下床去，換下一個傷兵上來。」

我把眼睛瞪大了。
「是啊！」老先生很平靜：「死人可以等，活人等不及啊！有時候手術檯前面，堆了一堆屍體。救了不少，也死了不少。你能傷心嗎？你有時間去哭去笑嗎？所以，只有不哭不笑的能撐得下去，只有不哭不笑的醫生，能救更多人。」

到深山裡的殘障育幼院去。才隔兩年，老師的面孔全不一樣了。

「一批來、一批去，本來就是如此。」院長說：「年紀輕輕的大學畢業生，滿懷理想和愛心，到這裡來。抓屎、倒尿，漸漸把熱情磨掉了，於是離開。然後，又有新的一批跟上來，不是很好嗎？」

說著，遇見個熟面孔，記得上次我來，就是他開車送我。
「 王 先生是我們的老義工了。」院長說。
我一怔，沒想到那位滿臉皺紋、皮膚黝黑的中年人，竟然是不拿錢的義工。

「他在附近林班做事，一有空就來。水管破了，今天他忙死了。」
「他是教友嗎？」「不！他什麼都不信。他只是來，只是做，做完就走，隔天又來。你不能謝他，他會不好意思。只有這種人，能做得長。」

到同事家裡做客，正逢他的女兒送男朋友出國，兩個人哭哭啼啼，一副要死的樣子。
「年輕人，太愛了，一刻也分不開。」同事說：「只怕很快就要吹了。」
「這算哪門子道理？」我笑道。
「等著瞧！教書教幾十年，我看多了，愈分不開，變得愈快。」果然，半年之後，聽說兩個人吹了。
都不再傷心，都各自找到新的戀人。

想起以前研究所的一位室友，不也是這樣嗎？
剛到美國的時候，常看他打越洋電話。在學校餐廳端盤子，一個鐘頭三塊錢，還不夠講三分鐘的電話。
常聽兩個人在電話裡吵架，吵完了哭，哭完了又笑。

女孩子來看過他一次，也是有哭有笑。激情的時候，把床欄杆踢斷了﹔吵架的時候，又把門踹了個大洞。
只是，當女孩回台灣。他神不守舍兩三天，突然說：「才離開，就盼著再碰面﹔才碰面，心裡又怕分離。愛一個人，真累！」
然後，他去了佛羅里達，不久之後結了婚，娶了一個新去的留學生。

少年時，我很喜歡登山。
記得初次參加登山隊，一位老山友說：「我發現在登一座高山之前，哪些顯得特別興奮的年輕人，多半到後來會爬不上去。因為他們才開始，心臟就已經跳得很快，又不知道保存體力。倒是那些看起來沒什麼表情，一路上很少講話，到山頂也沒特別興奮的人，能登上一座又一座的山峰。」

也記得初登山時，常對著群山呼喊，等著聽回音。有時候站在幾座山間，能聽到好幾聲回音。
有一次正在喊，一位老山友卻說：「別喊了！浪費力氣。真正登到最高峰，是沒有回音的。」

不知為什麼，最近這兩段老山友的話，常襲上我的腦海。

我漸漸了解什麼是「多情卻似總無情」、「情到濃時情轉薄」，也漸漸感悟到什麼是「太上忘情」、「情到深處無怨尤。」

只有不喜不悲的人，能當得起大喜大悲。也只有無所謂得失，不等待回音的人，能攀上人生的顛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