兩年前，Evelyn一邊準備晚飯，一邊告訴父親，現任中研院院士陳建仁說，她的新工作有著落了。「只是錢好像更少了，」她輕聲說。

二十五歲的Evelyn原來在家庭失能的青少女中途之家工作，和青少女們住在一起，輔導她們，一個月領薪水三萬五。她考慮的下一份工作，則是人權團體的秘書，起薪大約是兩萬八千元。 只見陳建仁簡單回了她一句，「沒關係，那不是重點。」

要這位中央研究院院士的父親說出這句話，並非沒有經過掙扎。
學者出身的他和過去在電信局服務的太太曾經期待，孩子可以和他們一樣，選擇簡單穩定的工作。但兩個女兒卻選擇顛簸的道路。

人權團體的營運大部份依賴募款，募款不夠的時候就得裁員，加上薪資不高，人員流動率也高。陳建仁常聽小女兒Evelyn說組織裡沒有工讀生了，或者又有哪位同事離職了的故事。

大女兒怡如則在護理系畢業後進了安寧療護病房，她經常得面對人的生死。除了要值大夜班、小夜班，病人如果在半夜往生，怡如也得凌晨趕出門。一開始夫妻倆會等門：一個年輕女孩子半夜出門，要騎摩托車行過暗路，怎能不擔心？

「等到後來就有點生氣，」陳建仁有點自嘲地笑說，自己神經比較大條，睡著了之後就不醒人事；可是太太總睡不好，隔天見到女兒，還忍不住要唸她。

兩個女兒，一個工作不穩定，一個工時不穩定。身為父親，感性那一面擔心女兒受苦，理性那一面則告訴他要尊重孩子所愛所選。

「說不擔心是騙人的，」在SARS期間臨危受命接任衛生署長的他，談起孩子時仍透露出天下父母都會有的脆弱與不捨。

「這是孩子選擇的路，走得無怨無悔，甘之如飴就好。畢竟理想的實現，比金錢穩定和舒適更重要，人生有這樣的機會，要把握，」陳建仁的理性提醒他。

生命不是填滿自己，而是要與人分享

兩姊妹受父母的身教影響很深。 信仰天主教的陳建仁認為，生命的價值是為人類服務和貢獻，每個人的專業都該以此為目的。

陳建仁父親是前高雄縣長陳新安，他印象深刻的是小時候，官大的父親對所有人都一視同仁；曾經有人把棄嬰丟在家裡經營的幼稚園前，母親撿回撫養，家裡最高紀錄是同時撫養四名孤兒。

他上高中後，台灣退出聯合國，身邊的人大量移民。他和朋友卻覺得怎樣都要撐住一口氣，「不一定要搞革命，但社會一定要更好。」

念台大動物系時，他進了登山社，跑到偏遠山地服務；他創辦慈幼會，走進孤兒院、老人院；研究所時，他從動物轉念公共衛生，為的是更緊密與人群連結。

做為一位國際級的學者，陳建仁認為，服務精神的體現，就是與人產生美好的互動。未來的年輕人不管選擇哪一條道路，都該具備這樣的精神。

這樣的信仰與經驗，讓他在孩子教養過程中，自然地從時間的分配、金錢的使用，和閱讀的廣度上告訴孩子，生命不是填滿自己就足夠，還要記得留一塊與人分享。

從孩子五、六歲開始，陳建仁夫婦就會開車，載著小朋友，和教會的神父、修女到老人院送禮物、到精神病院送月餅。

國中開始，他們會引導孩子，紅包裡多少比例要花、要存、多少要捐出來。再大一點，兩姊妹更選擇固定捐獻的公益機構。

女兒的書架上，擺的是史懷哲、德蕾莎修女還有南丁格爾的傳記，訴說著他們選擇奉獻的人生道路；就像原可以當管風琴大師或神學教授的史懷哲，卻選擇走到非洲，服務病人的故事。

到了大學時代，陳建仁沒鼓勵兩姊妹打工，而是鼓勵他們當志工，希望他們更認識這個社會。

孩子，你可以慢慢來

正因兩代分享同樣的生命價值，陳建仁儘管明白孩子選擇的風險，卻願意支持她們熱情的抉擇。

他經常跟女兒說，「命運不是偶然的，是選擇的。當妳們做了最好的選擇，就去走。需要幫忙，就跟爸爸媽媽說。」
兩夫妻選擇為他們祈禱，站在背後支援、默默關心。

他把住家搬到怡如工作的醫院附近，讓大女兒夜班結束可以早點回家；同時讓小女兒和他們住在一起，不必負擔房租。
去年他和妻子結婚三十週年，女兒們送給他們的禮物是一個彌撒儀式。女兒們在儀式上說，「爸爸媽媽教我們一件事，就是不要把錢擺在第一位，更重要的是把愛心傳給別人。」

尊重孩子所選，他也意外發現，孩子帶給上一輩很多驚喜和學習。

他聽怡如怎樣付出完整關懷、怎樣適應悲傷和面對生死；也聽姊妹們從露德之家回來後抱怨「爸，你都不關心愛滋病患」，然後他開始去了解、改善愛滋病人的照顧，並在衛生署署長任內主動與愛滋病友握手、擁抱。

現在兩姊妹依舊帶著父母的支持，追逐夢想。怡如在比利時念宗教，Evelyn在德國念人權學程，兩人未來仍希望走上服務的第一線。

在人生道路上，不少父母選擇要孩子快快跑，跟上他人步伐；而陳建仁卻沈靜謙遜，要孩子慢慢來，做自己喜歡的事。

當父母對成功的定義更寬廣，用「價值」而非「價格」看待孩子時，反而能像陳建仁一樣，靜靜等待孩子展露生命的光與熱。

「孩子要選擇所愛，才能全心投入，走得開心，」陳建仁說，他感謝上天，女兒們都做了自己最快樂，最好的選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