佛馱跋陀羅,簡稱佛馱跋陀,意譯「覺賢」,北天竺迦毗羅衛國(今尼泊爾境內)人。他原是釋迦族甘露飯王的後裔,住劫比羅伐窣堵,因祖父在北天竺一帶經商,遷居出來。五歲時,父母相繼病故,寄養於舅家。十七歲出家,在誦經時顯出異常的聰明,一天讀完一個月的功課。受了具足戒後,更加勤學,博通經典,以精於禪定和戒律出名。其後去罽賓,跟當時大禪師佛大先進修;在那裏遇中國僧人智嚴。智嚴請他到中國弘法。這正符合他的素願。他倆在旅途中歷盡艱難,先走雪山,繼改走海道,輾轉三年,才到達中國青州東萊郡(今山東掖縣)。晉義熙四年(408),他倆聽到鳩摩羅什在長安,就前去拜見。住長安的宮寺(一矨齊公寺),初和羅什相處甚好。在學問上,他們互有商量,發揮奧義。但他們的學風不同,師承淵源也各異。羅什專弘經教,特別是龍樹一派的大乘學說,得著姚秦統治者姚興的信任。羅什和門下兩千多人,出入宮廷,聲勢顯赫。佛馱跋陀謹守聲聞乘上座部的教學規模,修禪習定,聚徒數百人(像智嚴、寶雲、慧觀等有名人物都在內),甘於淡泊,不喜繁華。羅什也傳授禪法,不過只介紹了上座部舊師各家禪要,還沒有很好的組織;而佛馱跋陀的禪法是從上一派相承,保持了它的純粹性(關於佛馱跋陀的師承,僧祐有記錄,見《出三藏記集》卷十二)。由於這些分歧,發生了隔閡。義熙七年(411),佛馱跋陀偶然說了一些自炫神異的話頭,便掀起了風波。當時羅什門下僧(此字缺)、道恒等指摘佛馱跋陀犯了妄語戒,借著群眾的勢力,逼他離開關中。佛馱跋陀的門徒一時感到威脅,幾乎全部都散了,只剩下慧觀等四十餘人隨從佛馱跋陀南下去廬山。那時慧遠住在山中,早就聽到佛馱跋陀的聲名,及相見,異常歡喜。慧遠又瞭解到佛馱跋陀被驅逐的不合情理,特為寫信給姚興和關中僧眾,替他解釋並要求取消了判他為犯戒的處分。

佛馱跋陀在廬山為慧遠譯出了有關修禪的專著《修行方便禪經》二卷,這對慧遠的修持給予很大幫助。佛馱跋陀的志願是要往各處弘化,一年後,義熙八年(412)秋,他便離開廬山西遊,到了荊州,受到當時逗留在那地方的太尉劉裕的尊敬。不久(義熙九年即413春間)他隨劉裕去揚都(今南京),住道場寺(在南京中華門外,一稱鬥場寺;寺為司空謝石所建,後人又稱謝司空寺)。他儀錶樸質有涵養,深受當地僧眾欽佩。

佛馱跋陀到揚都後,依舊傳習禪法;所住道場寺,一時成了「禪師窟」。不久,法顯遊歷印度歸來,他們開始合作,從義熙十二年到十四年(416—418),先後翻譯了法顯攜歸的梵本經律《大般泥洹經》六卷,《摩訶僧祇律》四十卷,《僧祇比丘戒本》一卷,《僧祇比丘尼戒本》一卷,《雜藏經》一卷。他積累了好些翻譯經驗,到義熙十四年(418)受孟顗、褚叔度的啟請和沙門法業、慧嚴等一百餘人於三年中譯出《大方廣佛華嚴經》五十卷(後來改分六十卷,稱為六十《華嚴》)。這一大部經典的梵本有三萬六千偈,原來是西晉沙門支法領從西域于闐取回來的,一向無人翻譯。直到佛馱跋陀才完成這一大譯事(羅什先翻了《華嚴經》中的《十住品》,佛馱跋陀譯本就完全採用它的譯文;其餘各品和它配合,當然也受到了羅什譯文風格的影響)。大體上斟酌文義,符合原本的意旨。這部經文對後來佛教義學的發展關係甚大。翻譯地也以「華嚴堂」為名以示紀念。佛馱跋陀於劉宋元嘉六年(429)圓寂,年七十一歲。

佛馱跋陀的翻譯除了以上七種外,現存的還有:《出生無量門持經》一卷、《大方等如來藏經》一卷、《文殊師利發願經》一卷、《觀佛三昧海經》八卷。此外有缺本一種,《淨六波羅蜜經》一卷。總計佛馱跋陀所譯共十二部,一百十三卷(《高僧傳》說他譯經十五種,一百十七卷,計算有誤。又《開元釋教錄》刊定他的譯本裏有《新無量壽經》二卷,即寶雲譯本的重覆記載;《方便心論》一卷,即《修行方便禪經》的誤傳;《過去因果經》一卷,出處有疑;都不計入)。

佛馱跋陀的翻譯雖有多方面,但專精禪法。慧遠作《禪經總序》載,佛馱跋陀曾譯達摩多羅和佛大先兩家的法門,現存《禪經》僅介紹了佛大先的漸修一法。這就是從二甘露門(數息和不淨觀)方便、勝進兩道各別的退、住、升、進,決定四分開始,進而觀界,修四無量,觀蘊、處,以至暢明緣起,達到禪定的成就。至於達摩多羅禪觀的詳細內容已無可考(後人仍稱佛馱跋陀譯本為達摩多羅禪經)。又佛大先所傳禪法次第本屬上座部瑜伽師地(舊譯修行道地)一類,從安世高以來已傳入中國。到了佛大先,更推進一步,「搜集經要,勸發大乘」而接近了大乘瑜伽系。佛馱跋陀的傳譯就為稍後的大乘瑜伽學說東流開了先河。這在中國佛教義學的歷史上是有意義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