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士行是曹魏時代穎川地方人。少年出家,時當嘉年中(240—253)曇柯迦羅傳來《僧祇戒本》,並創行羯磨受戒。他依法成為比丘,與在他以前僅僅以離俗為僧的有別。從這一點上,後人也將他當作漢土真正沙門的第一人。他出家後,專心精研經典。當時最流行的譯本是《道行般若》,他在洛陽便常常講此經。但《道行》的傳譯者理解不透,刪略頗多,脈絡模糊,時有扞格。他慨歎大乘裏這樣的要點竟譯得不徹底,就發願尋找原本來彌補這一缺憾。甘露五年(260),他從長安西行出關,渡過沙漠,輾轉到了大乘經典集中地的于闐。在那裏,他果然得到《放光般若》的梵本,凡九十章,六十餘萬字(二萬餘頌)。因受到當地聲聞學徒的種種阻撓,未能將經本很快的送出,直到太康三年(282)才由他的弟子弗如檀(意譯法饒)送回洛陽。又經過了十年,元康元年(291)才在陳留界內倉垣水南寺由無叉羅和竺叔蘭譯出。而士行本人終生留在西域,八十歲病故。

從漢僧西行求法的歷史上看,朱士行可說是第一人。那時去西域的道路十分難走,又沒有人引導,士行只憑一片真誠,竟達到了目的。他為法熱忱可以和後來的法顯、玄奘媲美。他求得的經典雖只限於《放光般若》一種,譯文也不完全,但對當時的義學影響卻很大。譯本風行京華,凡有心講習的都奉為圭臬。中山的支和上(名字不詳)使人到倉垣斷絹謄寫,取回中山之時,中山王和僧眾具備幢幡,出城四十裏迎接,可謂空前盛況。一時學者像帛法祚、支孝龍、竺法蘊、康僧淵、竺法汰、於法開等,或者加以註疏,或者從事講說,都借著《放光》來弘揚般若學說。

就因為朱士行求法故事動人,後人更偽託有《朱士行漢錄》的經錄著作。此錄在隋初即已散失,費長房撰《歷代三寶記》從當時所見幾種南北朝時代經錄裏轉引了二十五條,可看出它的特徵是對漢代各譯家的重要翻譯都臆造了翻譯年代,又有些譯家像竺法蘭、康巨等也獨有它的記載。後唐代法琳《破邪論》更引用了《朱士行錄》說秦始皇時即有印度沙門來華傳法。由這些資料看《朱錄》是有意地表明佛法東傳之早,並對幾個有問題的早期譯家像迦葉摩騰、竺法蘭等說得那樣斑斑可考,這大概是南北朝時代的佛徒為了和道家校論教興年代的先後,偽造了這部經錄。現在對它的鑒別還是很重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