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丹溪，名震亨，字彥修，後尊稱他“丹溪翁”，是元代婺州羲烏（今浙江義烏）人，是“金元四大家”之一——“滋陰派”的創始人。他的生活年代較前面三位較晚，但在學術理論上，可以說是集前三者之大成，是最完整、最詳備的。

朱丹溪自幼好學，記憶力極強，能“日誦千言”。三十歲的時候，他聽說有一位許謙許文懿先生教授南宋理學家朱熹的學說，便前往拜師學藝。他才學淵博，對文史及哲學方面也有很深的造詣，許先生也十分欣賞他。一天，許先生對他說：“我患病日久，如果沒有一個好的醫生為我治病，恐怕是不會好的。你很聰明，又喜愛鑽研，如果學醫，一定會是一名好醫生。”朱丹讀30歲時，母親患胃病，便自學醫學知識為母親治好了病，對醫學本已有些瞭解，經老師一提醒，便放棄了仕途，一心求師學醫。

他聽說武林縣的羅知悌先生醫術十分精湛，曾做過御醫，人稱“太無先生”，於是前去拜師。羅和悌從來不收學生，對他的到來也極不歡迎，幾次將他趕了出去。後來有人悄悄告訴羅先生這位是許文懿的學生，過分冷落他恐遭非議。羅和悌本已深為他的精神所感動，聽人這樣說，便將他招進屋中問道：“莫非你就是朱彥候嗎？”當時的朱震亨已經小有名氣了。此時，他44歲，便開始從師學醫。羅和悌十分喜愛這個學生，將自己的本領傾囊相授。羅和悌是劉完素的再傳弟子，精通李杲、張從正的學術理論，可以說是集眾家之所長，又將《內經》、《難經》等書詳細講解給朱震亨，並每日讓他在一旁看他治病，幾年之後，朱丹溪學成回到鄉里，一舉治好了老師幾十年無人能治好的病，名聲大震。當時的醫生受到宋朝局方的限制，只會用成方，不能辨證施治，也就多無療效。他們視其為異端之說，竟然自己選藥組方，但是見到了神奇的療效後，也就心悅誠服了，甚至有人要拜他為師。

朱丹溪生活在相對穩定的年代裏，那時的統治者整日尋歡作樂，生活奢靡浮華，身體陰精虧損，形體羸弱，他就此社會現象創立了獨特的“滋陰派”。他認為人體“陽常有余，陰常不足”，這也是對劉完素的火熱論、李杲的脾胃論的又一重要發揮。陽有餘，若再用溫熱藥物是不合適的，必須使用清涼滋陰的藥物，才能治好這樣的病。同時，他也要求人們節飲食，減嗜欲以制“相火”之動。中醫學理論中，人體的生命中有君火與相火的差別，君火為生命之火，標誌著生與死的差別，相火則標誌人體生命活力，是支持人體生命活動的主要動力。好色貪杯，易使相火妄動，陰精耗損，對生命的消耗極大。因此，朱丹溪認為對此既不可妄攻，又不能蠻補，對於張子和與李杲的學說加以揉和折中，力主滋陰療法，並創建了許多流傳後世的著名方劑。他的學說可以說是四大家中的集大成者。

朱丹溪的著作為《格致餘論》、《丹溪心法》、《局方發揮》等，他也成為了我國歷史的一代名醫。金元四大家的出現，是宋朝的《局方》頒佈以後，醫學上的一次突破和進步，他們改變了當時醫生泥于舊方熟藥，不能積極辨證的醫療風氣，積極面對現實問題，辨證施治。而且皆非死守一理，不變不活的保守派，學說的建立，也是在學術上糾正偏頗時使用的一家之言，而在臨證時，他們同樣都十分重視辨證和分析，也決不會受到自己的學說的限制。李杲也對實證患者同樣使用攻下法，張子和見老弱兒童時也要使用補養的方法，這也許就是他們成功的重要原因。這裏，更給了我們一個啟示，就是在學習別人的理論時，要敏於學而勤於思，懂得“學我者生似我者死”的道理。我們應該學習的是思維方式和學術特徵，而對於方藥治法，則必須靈活使用，視具體情況而定。